信源：加拿大世界日报
一间本地酒商本月初开卖2008年法国波尔多(Bordeaux)顶级红酒，吸引大批华裔市民通宵排队抢购。据本报得悉，通宵排队的人潮中，有部分是「排队党」，「幕后买家」是中国富豪。而近期在本地掀起的抢购红酒热，除了有红酒爱好者买来收藏外，中国市场「炒风」大盛，炒卖动辄可升数倍也是塬因之一，例如今次出售的红酒，在本地约卖1800加元，但在大陆已炒至约8000加元，而且「炒风」更带动连空酒瓶亦可被炒至高价。
业内人士更指出，不仅是法国顶级红酒，卑诗省知名酒庄出品的高级红酒，也在中国市场备受吹捧，甚至哄抬至本地售价十倍的价格。本地红酒收藏家认为卑诗红酒被包装成「加国顶级货」，配合中国市场「贵就是好」的心态，一跃成为内地买酒送礼好选择(见另稿)。
150元聘华青排队「扫货」
受数名中国富豪的委托的本地红酒代理人H先生对本报表示，温市甘比街(Cambie St.)一间酒舖，在本月初(10月1日)推出2008年法国波尔多红酒开卖，他早已收到中国买家「扫货」指示，因此早有准备，以每人150元的价钱，聘请四名华裔年轻人，于之前一个晚上8时30分便到场排队，顺利排头位。
他并替四名「临时工」准备大型充气垫、可容纳六人的帐棚、以及无线电对讲机，绝对是「专业」的装备。
H先生指当时队伍前两批都是华人，后方也不乏华裔。队伍后方有两名认识的中国富豪，见到他排队便希望由他代买。但因为一些名酒有每人限买一支的限制，因此无法帮这些富豪购买更多名酒。
「红酒在中国根本是暴利。」本身并未收藏红酒的H先生，强调都是帮「客户」购买。他称这次所购得五大酒庄之一拉菲(Chateau Lafite Rothschild)的2008年红酒，连税一瓶为1,888加元，但带回中国最高可卖5万人民币，大约8,000加元，价格立即翻至四倍。
H先生透露，2008年的拉菲酒瓶上以红色写着中文「八」字，定价又是1,888加元，很难令人不联想是针对中国市场。他笑称有这么多「八」，不论这年份的葡萄品质或国际评级如何，中国富豪都会疯狂扫货来炒卖，「至少在加拿大买的一定是真货」。
空酒瓶也炒至2000人民币
H先生指出，五大酒庄等级的红酒，在中国连空瓶都能炒作，例如拉菲空瓶可以炒到2,000多人民币。一些骗徒则会收集这些名酒的酒瓶，自行灌入劣质红酒，蒙骗不识货的市民。
除了法国名酒之外，中国富豪连卑诗本地的葡萄酒也不放过。H先生称今年稍早时，才带着一名中国富豪前往内陆基隆那(Kelowna)的Mission Hill酒庄，狂扫该酒庄的「镇庄之宝」Oculus红酒。他不愿透露该名富豪购买的总金额及数量，仅称所买的红酒及冰酒「装满一整车福特F150」小型货车。
H先生强调，虽然Mission Hill酒庄的红酒，在葡萄酒界并不算顶级，但因为香港机场免税店有卖，在中国也有独家代理，因此在中国内地仍然有相当知名度。他指2003年的Oculus红酒，在本地大约120加元便可购得，但中国却炒至8,000人民币，大约是1,250加元，而且一支难求。
2011年11月23日星期三
海归的亲身体验：为何中国车祸死亡率高？
信源：凯迪社区
最近，一个好久不见的大学同学车祸去世，他的小孩才3岁.参加完葬礼，想起小孩子挂满泪珠的小脸，彻夜难寐。
上百度一搜索，发现中国的车祸死亡率已经连续10多年保持世界第一.我们以世界3%的汽车保有量，制造了全球16%的死亡人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开车最危险的地方。
大多数网友都把车祸多的原因归咎为中国司机素质低，开车不规矩.我强烈反对这种”素质论”.本人在中国出生，长大，大学毕业后去美国读硕士，在美国考的车牌，后由于工作原因，跑了不少国家，在香港，日本，意大利，墨西哥，泰国，菲律宾都开过车.我认为中国的车祸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整个交通管理的理念落后。
我从来不觉得美国人的素质比中国人高很多。你看过新奥尔良风灾的照片吗?美国的大兵是带着冲锋枪去灾区救援的。如果他们不带枪，当地就会有人打砸抢。汶川地震时解放军有带枪吗?
我国城市每万辆车死亡率是美国的17.8倍，我们的素质会比他们差17.8倍吗?“素质论”掩盖了车祸多的真正原因，也撇清了交管部门的责任。
要拯救我们身边将要在车祸中丧生或受伤的亲人和朋友，最可行和最快的方法是改革中国的交通管理的理念和体系.交通管理和工厂管理一样，本质上是一门科学.中国的工厂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为什么交通管理不能引进别人的经验?
以下是我在国外和国内开车的一些体会，供大家参考:
1)在美国学车的时候，教车师傅第一课就告诉我，后方45度左右的地方是左右后视镜的盲点.如果超车后换线，必须要略转一下头，以眼角的余光确保盲点位置没有车才能换线.如果你跟在别人的车后面，最好不要长时间呆在前车的盲区，以免对方看不见你而突然转向。
这个盲区，所有欧美国家的司机都知道.我问过南美和东南亚等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他们也都知道，并且很惊讶我问他们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这就跟天是蓝的，草是绿的一样，每个人都应该知道。
在中国，我们交学费去驾校学车，教车师傅有教过你盲点吗?没有，因为他们的师傅也没有教过他们.我们只能自己从车祸中以血的代价来领会。
2)中国的交通要改善，驾校是第一个要动刀的地方。我再说两个例子：
a.在美国超车后换线，师傅会告诉你，在后视镜中看到了后车的前轮才可以换线。这种方法可操作性很强。但在中国没有人教这个，偶而有师傅教的话也只是说50米或60米。在后视镜中你怎么能知道50米有多远呢?
关于远光灯，所有的美国司机都知道，起雾时不要打远光灯，因为反而看不清楚
另外，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乱开远光灯，如果你干扰了对面车司机的视线，撞到你了是自己倒霉。
中国的教车师傅不教这些，他们老是强调要眼明手快，好像只有反应快才能在路上活下来.基本的安全知识反而不教。
3)在美国,如果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交警至少在200米以外就在地上放置冷光蜡烛(防风),提醒你换线,冷光蜡烛连成一条长长的火光斜线,后方的司机有非常足够的时间避开故障区.
而在中国,交警顶多在几十米开外放一个荧光的警示牌,等你看到了,离故障车也就剩下几秒钟的反应时间.三角标志和雪糕筒都是很不科学的装备，天黑的时候不够显眼，体积又太大，交警和司机都不可能带太多。直接放在路中间的话容易造成车祸，放在路边又容易被忽视。强烈建议中国的交管部门研究和引进西方的冷光蜡烛。体积小，不占地方，使用方便，直接扔在路上就行，万一不小心碾过了一两个也不用刹车。
如果我们也采取欧美一样的故障警示方式,每年能救下多少人命?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在广东,这几年仅在京珠高速和虎门大桥上因为故障处理车追尾就牺牲了5位交警。
4)在中国,交管部门喜欢在车道中的隔离带建花坛,有些地方甚至连高速公路的隔离带也有花坛。这种做法全世界只有中国有。为什么别的国家不搞?别人是有道理的。花坛建在路中间容易让司机分神,用隔离栏最实用，还便宜.另外,花坛需要定时修剪和浇水.在维护的时候,停在路边的园林车,还有缓慢行驶的洒水车都很容易造成追尾。要美化市容，花坛可以建在路边。如果中间一定要种花草,能不能采用不需修剪和免浇水的品种?
5)我回国已经10年了，在国内也开了10年车。我跟普通的中国司机一样，偶尔图方便也会犯犯规，比如双黄线左转等等。但在国外就不敢。我觉得我的个人素质没变(普通人一个)，之所以在国内乱开车，在国外小心谨慎，是因为国外违规的成本远比国内高。以我在美国开车的经验为例，感觉上每违规10次，至少会被交警逮到1次。有一次在三藩市郊外，凌晨两点在65英里的高速上开到80英里也被警车拦住罚款。美国的交警大都是流动执法，会从任何一个地方冒出来，让你不敢心存侥幸。反观国内，我们的交警很喜欢呆在十字路口。很多地方还让交警站在十字路口指挥交通。我一直没想明白，路口不是有交通灯吗?红灯停，绿灯走，清楚直白，为什么还要交警做复杂的动作去发相同的指示?中国交警编制增加的速度远远跟不上车辆，有限的警力还是应该用在刀刃上，十字路口还是交给红绿灯吧。
6)最后我想强调一个观点，交通管理和其他领域的管理一样，是一门科学，需要以科学的态度去研究。美国有科研人员研究了全美事故率最高的10个十字路口，发现了一个普遍问题，这些十字路口的交通灯都不够高，不够多。如果前面是个货车，跟在后面的车就看不见交通灯变化，容易造成追尾。gov-ern-ment按他们的研究对交通灯进行改良后，发现第二年事故减少了15%。如果这个研究结果正确的话，90%的中国红绿灯都有改善的空间，而且一改马上就能见效。这样每年能挽救多少人命，减少多少损失?这些成果别人都已经研究好了，都是公开发表的，不用专利费，我们只要拿来就可以了，为什么不做?国家每年这么多代表团出访，每年花这么多钱去引进技术，比如高铁。为什么没有人肯花时间去研究别人交通管理的先进经验?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的专业和工作和交通没有半点关系。我对交通管理的理解是一个普通驾驶者的粗浅理解。但我强烈反对以司机“素质差”来解释中国交通管理的落后。素质差的是我们交通的管理者，差的是管理的理念，而不是司机。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认为中国的司机素质低，该死，gov-ern-ment就没有做好工作的压力。驾校发财了，交通局子升官了，我们自己很开心地给自己扣上“素质低”的帽子，最后还要把自己的命搭上。
最近，一个好久不见的大学同学车祸去世，他的小孩才3岁.参加完葬礼，想起小孩子挂满泪珠的小脸，彻夜难寐。
上百度一搜索，发现中国的车祸死亡率已经连续10多年保持世界第一.我们以世界3%的汽车保有量，制造了全球16%的死亡人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开车最危险的地方。
大多数网友都把车祸多的原因归咎为中国司机素质低，开车不规矩.我强烈反对这种”素质论”.本人在中国出生，长大，大学毕业后去美国读硕士，在美国考的车牌，后由于工作原因，跑了不少国家，在香港，日本，意大利，墨西哥，泰国，菲律宾都开过车.我认为中国的车祸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整个交通管理的理念落后。
我从来不觉得美国人的素质比中国人高很多。你看过新奥尔良风灾的照片吗?美国的大兵是带着冲锋枪去灾区救援的。如果他们不带枪，当地就会有人打砸抢。汶川地震时解放军有带枪吗?
我国城市每万辆车死亡率是美国的17.8倍，我们的素质会比他们差17.8倍吗?“素质论”掩盖了车祸多的真正原因，也撇清了交管部门的责任。
要拯救我们身边将要在车祸中丧生或受伤的亲人和朋友，最可行和最快的方法是改革中国的交通管理的理念和体系.交通管理和工厂管理一样，本质上是一门科学.中国的工厂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为什么交通管理不能引进别人的经验?
以下是我在国外和国内开车的一些体会，供大家参考:
1)在美国学车的时候，教车师傅第一课就告诉我，后方45度左右的地方是左右后视镜的盲点.如果超车后换线，必须要略转一下头，以眼角的余光确保盲点位置没有车才能换线.如果你跟在别人的车后面，最好不要长时间呆在前车的盲区，以免对方看不见你而突然转向。
这个盲区，所有欧美国家的司机都知道.我问过南美和东南亚等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他们也都知道，并且很惊讶我问他们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这就跟天是蓝的，草是绿的一样，每个人都应该知道。
在中国，我们交学费去驾校学车，教车师傅有教过你盲点吗?没有，因为他们的师傅也没有教过他们.我们只能自己从车祸中以血的代价来领会。
2)中国的交通要改善，驾校是第一个要动刀的地方。我再说两个例子：
a.在美国超车后换线，师傅会告诉你，在后视镜中看到了后车的前轮才可以换线。这种方法可操作性很强。但在中国没有人教这个，偶而有师傅教的话也只是说50米或60米。在后视镜中你怎么能知道50米有多远呢?
关于远光灯，所有的美国司机都知道，起雾时不要打远光灯，因为反而看不清楚
另外，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乱开远光灯，如果你干扰了对面车司机的视线，撞到你了是自己倒霉。
中国的教车师傅不教这些，他们老是强调要眼明手快，好像只有反应快才能在路上活下来.基本的安全知识反而不教。
3)在美国,如果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交警至少在200米以外就在地上放置冷光蜡烛(防风),提醒你换线,冷光蜡烛连成一条长长的火光斜线,后方的司机有非常足够的时间避开故障区.
而在中国,交警顶多在几十米开外放一个荧光的警示牌,等你看到了,离故障车也就剩下几秒钟的反应时间.三角标志和雪糕筒都是很不科学的装备，天黑的时候不够显眼，体积又太大，交警和司机都不可能带太多。直接放在路中间的话容易造成车祸，放在路边又容易被忽视。强烈建议中国的交管部门研究和引进西方的冷光蜡烛。体积小，不占地方，使用方便，直接扔在路上就行，万一不小心碾过了一两个也不用刹车。
如果我们也采取欧美一样的故障警示方式,每年能救下多少人命?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在广东,这几年仅在京珠高速和虎门大桥上因为故障处理车追尾就牺牲了5位交警。
4)在中国,交管部门喜欢在车道中的隔离带建花坛,有些地方甚至连高速公路的隔离带也有花坛。这种做法全世界只有中国有。为什么别的国家不搞?别人是有道理的。花坛建在路中间容易让司机分神,用隔离栏最实用，还便宜.另外,花坛需要定时修剪和浇水.在维护的时候,停在路边的园林车,还有缓慢行驶的洒水车都很容易造成追尾。要美化市容，花坛可以建在路边。如果中间一定要种花草,能不能采用不需修剪和免浇水的品种?
5)我回国已经10年了，在国内也开了10年车。我跟普通的中国司机一样，偶尔图方便也会犯犯规，比如双黄线左转等等。但在国外就不敢。我觉得我的个人素质没变(普通人一个)，之所以在国内乱开车，在国外小心谨慎，是因为国外违规的成本远比国内高。以我在美国开车的经验为例，感觉上每违规10次，至少会被交警逮到1次。有一次在三藩市郊外，凌晨两点在65英里的高速上开到80英里也被警车拦住罚款。美国的交警大都是流动执法，会从任何一个地方冒出来，让你不敢心存侥幸。反观国内，我们的交警很喜欢呆在十字路口。很多地方还让交警站在十字路口指挥交通。我一直没想明白，路口不是有交通灯吗?红灯停，绿灯走，清楚直白，为什么还要交警做复杂的动作去发相同的指示?中国交警编制增加的速度远远跟不上车辆，有限的警力还是应该用在刀刃上，十字路口还是交给红绿灯吧。
6)最后我想强调一个观点，交通管理和其他领域的管理一样，是一门科学，需要以科学的态度去研究。美国有科研人员研究了全美事故率最高的10个十字路口，发现了一个普遍问题，这些十字路口的交通灯都不够高，不够多。如果前面是个货车，跟在后面的车就看不见交通灯变化，容易造成追尾。gov-ern-ment按他们的研究对交通灯进行改良后，发现第二年事故减少了15%。如果这个研究结果正确的话，90%的中国红绿灯都有改善的空间，而且一改马上就能见效。这样每年能挽救多少人命，减少多少损失?这些成果别人都已经研究好了，都是公开发表的，不用专利费，我们只要拿来就可以了，为什么不做?国家每年这么多代表团出访，每年花这么多钱去引进技术，比如高铁。为什么没有人肯花时间去研究别人交通管理的先进经验?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的专业和工作和交通没有半点关系。我对交通管理的理解是一个普通驾驶者的粗浅理解。但我强烈反对以司机“素质差”来解释中国交通管理的落后。素质差的是我们交通的管理者，差的是管理的理念，而不是司机。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认为中国的司机素质低，该死，gov-ern-ment就没有做好工作的压力。驾校发财了，交通局子升官了，我们自己很开心地给自己扣上“素质低”的帽子，最后还要把自己的命搭上。
中国正在堕入“下流社会”？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2010年GDP已经达到40万亿人民币。经济虽然发展了，可惜底层却依旧没有出路。
曾经社会弥漫着“知识改变命运”的乐观，可惜现今，固有的社会制度、固有的社会模式，已经很难有机会进入上升通道，所以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村学生，即使上了大学，难有上升空间，难入主流社会!
底层青年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的是最差的学校、一般的学校、就是依靠勤奋，上重点中学，也是少数。由于家庭贫穷，买不起书、买不起电脑、不能旅游、不能进艺术班学习，所以消息闭塞，孤陋寡闻，遇到自主招生，要考的素质、考的综合能力、考见多识广，他们就只有败下阵来，所以上重点大学是少数。
即使上了重点大学，他们的身心也会受到摧残，因为他们是你班上最穷的。只好拒绝各种聚会、拒绝名牌的诱惑、拒绝恋爱的诱惑，以最有限的钱或助学贷款，完成学业。即使以优异成绩毕业，但是长期的压抑，会产生自闭、抑郁，会自卑，久而久之，人际交往能力，会产生障碍。
毕业了，要自己找工作，家里没有依靠，父母还望着他们来改变家庭命运!可惜，公开招聘形同虚设，没有人为你疏通关系，没有钱来疏通关系。由于家庭背景，就只有在社会的底层，慢慢挣扎。
固有的社会制度、社会模式、人们的思维模式，并没有给底层有上升通道，相反上升通道越来越窄。
社会利益格局基本固定，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已一目了然。赢者通吃的逻辑正在发挥效用，他们占据了最好的资源、渠道与话语权。后来者如想取而代之，难度只会越来越大。
不仅如此，产业、人才和户籍政策、部门管理体制、社会结构分工机制、财富分配机制、行业规则和潜规则、生活与安居成本等都成为个人进步的阻碍，个人发展的代价太大，成长成本太高，路径变窄，到处有看不见的“天花板”，机会变得少而不均等。
赢者通吃的逻辑则让底层与“富二代”“官二代”们难以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官二代、富二代从开始就享有最好的教育、医疗、生活资源，而农二代、贫二代却只能为最微薄的资源奋斗。
上行无望，另一种社会想象就是越来越突出，那就是中国社会越来越向下流动，这个趋势已经相当明显了。年轻人尤其是80后一代已经开始出现了“下流”的特征。
“下流社会”这个词原来自日本。社会学者三浦展认为，社会“向下流动”的趋势正在世界悄然成形，曾引以为傲的中产阶层正在消失，世界已然出现“上流”社会与“下流”社会的两极分化。而当今中国正在堕入他所说的“下流社会”。
如今，再也不是那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对于这一代年轻人来讲，社会资源早已被侵占完毕，生活没有了奔头了，得过且过，上行既然无望，不如自行堕入下流社会。
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混搭犬儒主义，“创业不如就业，就业不如被就业;经商不如做公务员，升官必然发财;打工不如啃老，反正都买不起房。”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社会上升通道越来越窄，相反下沉的拉力愈来愈大，经济高速成长期出生的所谓新中间层，眼下正出现上流与下流的两极分化，但由中流上升为上流的实属凤毛麟角，而由中流跌入下流的却大有人在。
一方面，中国早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从人口的结构可以判断出未来的中国将会是怎样的人口结构。上有老、下有小的故事，已经从计划生育政策的80后群体看到，他们在各行各业打拼，上有四位老人，下有一位幼儿，这样的家庭结构，你说他们会有多高的消费意愿?如果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贷款，他们对全盘人生又拥有多少热情?这场梦刚刚开始，梦的第一层还是父母健康、孩子可爱的美梦，而在盗梦空间结束时却总是以噩梦收场。
一方面，“涨”似乎可以成为近几年的热门词汇，在房价涨、电价涨、菜价涨的年代里，只有工资不涨。现在的年轻一代面临就职难的困境，好不容易有了工作，加班又成了家常便饭，真可谓苦不堪言。面对职业、婚姻等方面的竞争和压力，不少人将自己归入“下流社会”的行列。
二十年前，在上海的公园里，年轻人在尽情的欢歌笑舞;二十年后，公园已被老人占领，年轻人不见踪影，他们已被生活的压力磨灭了热情。
二十年前，大学生毕业包分配，吃上国家粮，成为人上人，不为未来而担忧;二十年后，毕业即失业，即使就业，也为房子、车子、票子三座大山压迫，穷于奔波，再无别的人生追求。
这一个原本要成为社会中坚的群体，一个原本要承前启后的人群，一个以80后的标签在全国掀起讨论的群体，如今已经哑火。
而80后的官二代、富二代们早已赚够了资本，在最近的第三代移民潮中，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选择了在建党90周年的时候，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际，离开中国，有的甚至带着荣誉，更重要的是带着金钱。
“上层逃离、中层下流、底层沦陷”的大剧已经在中国拉开序幕。
当代中国社会，从上往下、从外往里看，景色迷人，莺歌燕舞，如日中天，“风景这边独好”;从下往上、从里至外看，破坏与堕落百出，危机与混乱并存，“山雨欲来风满楼”。
当新一代人选择不再坚守信念时，当底层青年上升没有空间时，下流社会真得挡不住吗?
当一个社会，上层在逃离，中层在下流，底层在沦陷时，这个社会能让人看到希望吗?
这个社会会好起来吗?
曾经社会弥漫着“知识改变命运”的乐观，可惜现今，固有的社会制度、固有的社会模式，已经很难有机会进入上升通道，所以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村学生，即使上了大学，难有上升空间，难入主流社会!
底层青年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的是最差的学校、一般的学校、就是依靠勤奋，上重点中学，也是少数。由于家庭贫穷，买不起书、买不起电脑、不能旅游、不能进艺术班学习，所以消息闭塞，孤陋寡闻，遇到自主招生，要考的素质、考的综合能力、考见多识广，他们就只有败下阵来，所以上重点大学是少数。
即使上了重点大学，他们的身心也会受到摧残，因为他们是你班上最穷的。只好拒绝各种聚会、拒绝名牌的诱惑、拒绝恋爱的诱惑，以最有限的钱或助学贷款，完成学业。即使以优异成绩毕业，但是长期的压抑，会产生自闭、抑郁，会自卑，久而久之，人际交往能力，会产生障碍。
毕业了，要自己找工作，家里没有依靠，父母还望着他们来改变家庭命运!可惜，公开招聘形同虚设，没有人为你疏通关系，没有钱来疏通关系。由于家庭背景，就只有在社会的底层，慢慢挣扎。
固有的社会制度、社会模式、人们的思维模式，并没有给底层有上升通道，相反上升通道越来越窄。
社会利益格局基本固定，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已一目了然。赢者通吃的逻辑正在发挥效用，他们占据了最好的资源、渠道与话语权。后来者如想取而代之，难度只会越来越大。
不仅如此，产业、人才和户籍政策、部门管理体制、社会结构分工机制、财富分配机制、行业规则和潜规则、生活与安居成本等都成为个人进步的阻碍，个人发展的代价太大，成长成本太高，路径变窄，到处有看不见的“天花板”，机会变得少而不均等。
赢者通吃的逻辑则让底层与“富二代”“官二代”们难以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官二代、富二代从开始就享有最好的教育、医疗、生活资源，而农二代、贫二代却只能为最微薄的资源奋斗。
上行无望，另一种社会想象就是越来越突出，那就是中国社会越来越向下流动，这个趋势已经相当明显了。年轻人尤其是80后一代已经开始出现了“下流”的特征。
“下流社会”这个词原来自日本。社会学者三浦展认为，社会“向下流动”的趋势正在世界悄然成形，曾引以为傲的中产阶层正在消失，世界已然出现“上流”社会与“下流”社会的两极分化。而当今中国正在堕入他所说的“下流社会”。
如今，再也不是那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对于这一代年轻人来讲，社会资源早已被侵占完毕，生活没有了奔头了，得过且过，上行既然无望，不如自行堕入下流社会。
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混搭犬儒主义，“创业不如就业，就业不如被就业;经商不如做公务员，升官必然发财;打工不如啃老，反正都买不起房。”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社会上升通道越来越窄，相反下沉的拉力愈来愈大，经济高速成长期出生的所谓新中间层，眼下正出现上流与下流的两极分化，但由中流上升为上流的实属凤毛麟角，而由中流跌入下流的却大有人在。
一方面，中国早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从人口的结构可以判断出未来的中国将会是怎样的人口结构。上有老、下有小的故事，已经从计划生育政策的80后群体看到，他们在各行各业打拼，上有四位老人，下有一位幼儿，这样的家庭结构，你说他们会有多高的消费意愿?如果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贷款，他们对全盘人生又拥有多少热情?这场梦刚刚开始，梦的第一层还是父母健康、孩子可爱的美梦，而在盗梦空间结束时却总是以噩梦收场。
一方面，“涨”似乎可以成为近几年的热门词汇，在房价涨、电价涨、菜价涨的年代里，只有工资不涨。现在的年轻一代面临就职难的困境，好不容易有了工作，加班又成了家常便饭，真可谓苦不堪言。面对职业、婚姻等方面的竞争和压力，不少人将自己归入“下流社会”的行列。
二十年前，在上海的公园里，年轻人在尽情的欢歌笑舞;二十年后，公园已被老人占领，年轻人不见踪影，他们已被生活的压力磨灭了热情。
二十年前，大学生毕业包分配，吃上国家粮，成为人上人，不为未来而担忧;二十年后，毕业即失业，即使就业，也为房子、车子、票子三座大山压迫，穷于奔波，再无别的人生追求。
这一个原本要成为社会中坚的群体，一个原本要承前启后的人群，一个以80后的标签在全国掀起讨论的群体，如今已经哑火。
而80后的官二代、富二代们早已赚够了资本，在最近的第三代移民潮中，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选择了在建党90周年的时候，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际，离开中国，有的甚至带着荣誉，更重要的是带着金钱。
“上层逃离、中层下流、底层沦陷”的大剧已经在中国拉开序幕。
当代中国社会，从上往下、从外往里看，景色迷人，莺歌燕舞，如日中天，“风景这边独好”;从下往上、从里至外看，破坏与堕落百出，危机与混乱并存，“山雨欲来风满楼”。
当新一代人选择不再坚守信念时，当底层青年上升没有空间时，下流社会真得挡不住吗?
当一个社会，上层在逃离，中层在下流，底层在沦陷时，这个社会能让人看到希望吗?
这个社会会好起来吗?
人生的起伏跌宕-人到中年
信源：Cowboy博客
在 L 公司工作期间，我开发出一些与工作有关的非常实用的应用软件，那些软件在当时的市场上都不曾出现过。在朋友的邀请下，我参与了一个初创公司的筹备工作。当时每个星期都有聚会，讨论新公司的方向，软件市场开发，同时也与一些风险投资家洽谈投资计划。因为平时工作很忙，这样的聚会和与之相关的很多事情都必须在晚上和周末进行。
因为当时正值人到中年，身强力壮，好像每天都有用不完的精力。这样不顾休息地忙了一阵子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大脑高度兴奋，日夜不停地想着那些软件的开发，后来大脑失控，得不到休息，经常要吃安眠药才能睡觉。
有一天中午，我和公司的朋友到公司附近的中餐馆吃饭。饭后回到办公室里，我突然发现眼前所有东西都开始旋转，然后就开始狂吐不止，接着就晕倒。。。
公司的朋友把我送进了急诊室，那个时候，我已经不能睁开眼睛，只要一睁开眼睛，整个世界都在旋转。医生马上把我放到床上，然后挂了吊瓶，不知道往我的静脉里打了些什么东西。
那个医生很有经验，他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可能是事物中毒，因为我刚刚在饭店吃过饭，回到办公室就感到不适。”医生又问：“你仔细想一想，你是先呕吐的呢？还是先感觉到头晕的？”我回顾了一下说：“应该是先感觉到头晕的。”这个时候，他扒开我的两个眼皮看了一会说：“不用担心，我们会把你照顾好的。”
接着我在家里躺了两个星期，平时只能很缓慢地行动，就像一只树懒一样。因为动作一快，头就发晕。医生给我开了药，我只吃了几次，因为每次吃那个药都有要呕吐的感觉。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医生让我做了各种检查，包括核磁共振的脑部检查，检查的目的是想看我是否有脑血管破裂的情况。
我在《人生的起伏跌宕 - 七七高考》中提到的X先生，他曾经在我准备高考的时候给过我很大的帮助。改革开放以后，他有机会到英国留学，回国以后发表了自己的专著。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有一天，晕倒在办公室里，后来发现是脑部毛细血管破裂。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到研究领域。
我的临床症状跟他描述的症状几乎是一模一样。幸运的是我的脑部检查结果，并没有发现有血管破裂的现象。最后医院诊断为突发性的美尼尔氏综合症，经过几个星期的休息，我终于能够恢复正常了，除了右耳耳鸣之外，并没有其它的后遗症。
这次发病给我敲响了警钟，也使我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不时地回想着自己的人生旅途。几十年来，我就像一个被捆绑在一驾战车上的决斗士，呼啸飞奔、左杀右砍、披荆斩棘、冲锋陷阵。。。终于有一天，我的身体告诉我：“他累了。。。”
一个人从45岁到55岁，可以说是人到中年期间的黄金时段，是人生中最有经验，最年富力强的时候，然而，它也是最容易英年早逝的时段。
按照模糊医学理论的观点，人的生命线可分为四个阶段：35岁前为健康期，35岁至45岁为疾病的形成期，45至55岁为疾病的暴发期，65岁后若无大器质性病变，便进入相对的安全期。一个人是否能够长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到中年的这一段的健康状况。因此，45岁至55岁是人生最艰难的阶段。在这个时段中，积累健康比积累财富更为重要。前几年我的几位好友都是在这一时段里，不幸离开了人世。前几天过世的一代奇才乔布斯，也没能幸免。
我禁不住扪心自问：想一想，留下孤独的妻子和缺少父爱的孩子，自己事业的成功，或者是多挣个十几万，甚至几十万，能弥补得了他们一生的缺失吗？妻子和孩子也都有他们自己人生的黄金时段，然而，当他们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让我们再回到创业的初衷，我们艰苦创业，努力拼搏，不就是要给家人带来幸福和安宁吗？当你的妻子正置人到中年，最需要你陪伴的时候，你去忙着创业，当孩子逐渐长大，忙于学业，最需要父爱的时候，你已经人去楼空。。。
想到这里，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在家庭与事业之间，我宁愿选择前者。我自己的事业没有那么重要，名利、地位、金钱、财富都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漠，而只有亲情，将会永远伴随着你的一生。该放弃的，就要放弃。。。我相信，哪怕我只能在家里静静地躺着，都会给家人带来不可言喻的安宁与温馨。
将心比心，我的父亲今天依然仍然健在，我并不期望他给我留下任何物质上的财富，我只希望能够经常看到他慈祥的笑容。那么，我们的孩子们将来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 L 公司工作期间，我开发出一些与工作有关的非常实用的应用软件，那些软件在当时的市场上都不曾出现过。在朋友的邀请下，我参与了一个初创公司的筹备工作。当时每个星期都有聚会，讨论新公司的方向，软件市场开发，同时也与一些风险投资家洽谈投资计划。因为平时工作很忙，这样的聚会和与之相关的很多事情都必须在晚上和周末进行。
因为当时正值人到中年，身强力壮，好像每天都有用不完的精力。这样不顾休息地忙了一阵子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大脑高度兴奋，日夜不停地想着那些软件的开发，后来大脑失控，得不到休息，经常要吃安眠药才能睡觉。
有一天中午，我和公司的朋友到公司附近的中餐馆吃饭。饭后回到办公室里，我突然发现眼前所有东西都开始旋转，然后就开始狂吐不止，接着就晕倒。。。
公司的朋友把我送进了急诊室，那个时候，我已经不能睁开眼睛，只要一睁开眼睛，整个世界都在旋转。医生马上把我放到床上，然后挂了吊瓶，不知道往我的静脉里打了些什么东西。
那个医生很有经验，他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可能是事物中毒，因为我刚刚在饭店吃过饭，回到办公室就感到不适。”医生又问：“你仔细想一想，你是先呕吐的呢？还是先感觉到头晕的？”我回顾了一下说：“应该是先感觉到头晕的。”这个时候，他扒开我的两个眼皮看了一会说：“不用担心，我们会把你照顾好的。”
接着我在家里躺了两个星期，平时只能很缓慢地行动，就像一只树懒一样。因为动作一快，头就发晕。医生给我开了药，我只吃了几次，因为每次吃那个药都有要呕吐的感觉。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医生让我做了各种检查，包括核磁共振的脑部检查，检查的目的是想看我是否有脑血管破裂的情况。
我在《人生的起伏跌宕 - 七七高考》中提到的X先生，他曾经在我准备高考的时候给过我很大的帮助。改革开放以后，他有机会到英国留学，回国以后发表了自己的专著。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有一天，晕倒在办公室里，后来发现是脑部毛细血管破裂。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到研究领域。
我的临床症状跟他描述的症状几乎是一模一样。幸运的是我的脑部检查结果，并没有发现有血管破裂的现象。最后医院诊断为突发性的美尼尔氏综合症，经过几个星期的休息，我终于能够恢复正常了，除了右耳耳鸣之外，并没有其它的后遗症。
这次发病给我敲响了警钟，也使我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不时地回想着自己的人生旅途。几十年来，我就像一个被捆绑在一驾战车上的决斗士，呼啸飞奔、左杀右砍、披荆斩棘、冲锋陷阵。。。终于有一天，我的身体告诉我：“他累了。。。”
一个人从45岁到55岁，可以说是人到中年期间的黄金时段，是人生中最有经验，最年富力强的时候，然而，它也是最容易英年早逝的时段。
按照模糊医学理论的观点，人的生命线可分为四个阶段：35岁前为健康期，35岁至45岁为疾病的形成期，45至55岁为疾病的暴发期，65岁后若无大器质性病变，便进入相对的安全期。一个人是否能够长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到中年的这一段的健康状况。因此，45岁至55岁是人生最艰难的阶段。在这个时段中，积累健康比积累财富更为重要。前几年我的几位好友都是在这一时段里，不幸离开了人世。前几天过世的一代奇才乔布斯，也没能幸免。
我禁不住扪心自问：想一想，留下孤独的妻子和缺少父爱的孩子，自己事业的成功，或者是多挣个十几万，甚至几十万，能弥补得了他们一生的缺失吗？妻子和孩子也都有他们自己人生的黄金时段，然而，当他们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让我们再回到创业的初衷，我们艰苦创业，努力拼搏，不就是要给家人带来幸福和安宁吗？当你的妻子正置人到中年，最需要你陪伴的时候，你去忙着创业，当孩子逐渐长大，忙于学业，最需要父爱的时候，你已经人去楼空。。。
想到这里，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在家庭与事业之间，我宁愿选择前者。我自己的事业没有那么重要，名利、地位、金钱、财富都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漠，而只有亲情，将会永远伴随着你的一生。该放弃的，就要放弃。。。我相信，哪怕我只能在家里静静地躺着，都会给家人带来不可言喻的安宁与温馨。
将心比心，我的父亲今天依然仍然健在，我并不期望他给我留下任何物质上的财富，我只希望能够经常看到他慈祥的笑容。那么，我们的孩子们将来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人民币大升值与中国的一流化之路
信源：汪翔博客
悲哀：中国的一流化之路
最近，关于人民币是不是被低估，人民币是不是该快速大升值，讨论的热火朝天。普通人聊聊，胡言乱语，发发怨气，似乎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如果是对于国家政策有影响力，对于民众思维有导向标作用的专家和学者，在那里胡言乱语，可就不是国家的什么福分了。
下面附录的一篇文章，估计有很强的代表性，代表着国内大家、学者的思考逻辑和自以为是，如果中国的政府部门，真的按照这种思考逻辑来做经济和政治决策，我看，中国的再次败落，也将是为时不远的了。
我们来看看，该文章的核心要点到底意味着什么。
其一，如果人民币大升值，中国人在美国佬那里的存款，就会更有价值！
我的答案：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如果人民币的大升值是在一夜之间完成，并且，中国政府有控制国内人民的那种“权威”来控制美国人民的行动，那么，这个结论是对的。
可惜，这些如果，几乎都不成立！
人民币不可能是在一夜之间升值这么快。如果是，中国的经济就会立马崩溃，人民就此会闹革命。那样一来，一个连政权都没有能力保证稳定的国家，又谈何一流化？！
如果不是在一夜之间升值，那么，升值过程中获得最大利益的，很可能就不是被捆住手脚的中国民众，而是美国为主流的投机资本和他们的老板们。最终，得益最大的，还是美国佬。不同的，只是装钱的袋子有不同的颜色而已，都是属于美国佬的。
再者，中国人可能忘了，在世界市场上，谁谁拥有印钞机来着？
中国政府可以用印钞机来对付自己的国民，让自己致富，那么，美国政府就不能够吗？美国佬就这么弱智吗？中国政府对付的，是生活在井底的中国民众，而美国政府对付的，不仅有呆在井底的，还有可以爬到井上的。
如果还是不懂这个道理，就去读读，我当年鹦鹉学舌，写的那本著作：《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民众是有预期能力的，而且，这种预期还是理性的。这种理性的预期，既可以改变民众的行为，也可以最终改变政策的实际效果。而这种效果，又很可能与政策主导者的所想和所求，非常的不同！
其二，人民币大升值，就会被世界人民热捧吗？
诸位可能生活在红色下面时间久了，犯了色盲症！就此忘记或者不明白，经济的最终是政治，政治的最终是经济。
但是，在这个相互纠结的关系之中，谁决定长远？谁决定短期？
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更看重的是短期还是长期？
对于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又真的有几个国家的政府，敢长期相信他？
我一直觉得，美国最害怕的，实际上并不是中国的暂时富有。因为，在集权政体下的暂时富有，是无法长期持续的。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政体民主化的害怕，甚至超过了中国政府内部某些人，发自内心深处的害怕！
民主政体和集权的最大区别，是政治稳定性和人们对于政府的长期可信性！如果是在个人层面，就是一个人的道德、诚实和可信度上的差别。国家如个人，我一直这么相信！
其三，中国人的富有，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
如果说，一个国家的富有，主要是通过数字的暂时膨胀来实现的话，那么，在泡沫破裂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则可能是他人更为关心和在意的。
国家如家庭，国家的统治者和主导者，也是普通的经济人！我坚信布坎南的这种理念。也是我当初对“公共选择理论”那么热心的真实原因。虽然张五常先生在对我的那本《公共选择理论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小册子评价时说过：一本半天就可以读完，其后，就是让你对民主政治彻底失望的书。
回到正题：中国的富有，是不是表现在房价的大幅上涨？是不是表现在通过地方政府的大量借款（银行贷款和土地财政的款项），“拉动”的地方经济“成长”？是不是建立在银行的大量放贷上？是不是建立在物价的飞涨上？
那么，一旦这些膨胀消失了，回到正常和原点，结果会是什么？再者，这些地方政府和银行“拉动”的经济成长，是不是就是没有实质性效率的金钱大“挥霍”？是不是就是没有经过核算的纸面账户？
如果深入具体的计算一下，最终，你真的能够发现是有利润----价值增值----的折腾吗？如果不是，如果只是暂时的表面文章----政绩工程，如果为此而付出的是大量的财富浪费甚至是摧毁，那么，中国的经济实力，又能从哪里表现出来呢？
难道是靠唱红歌？读马列？
国家如企业！企业投资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利润回报。如果大量的“基础”建设投资，最终的回报连折旧都赚不回来，这样的企业，结果除了破产之外，还能有其他的更好出路吗？中国以国营企业为主，这些企业胡乱折腾之后，就是国家买单，快活的全部烂账一笔购销。那么，这种大方背后，真正的买单人又到底是谁呢？这种长期的被迫买单和浪费行为，最终又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就是一个国家的败落，而非富强？！
其四，中国的企业，在金融危机之后，真的学会了调整经营策略吗？！
对于中国企业的经营风格和“成功”秘密，我琢磨了很久，最终能够感觉到的，似乎也只有一个模式：打通关节，获得垄断地位，借此获得垄断利润！
这种理解，让我最终明白了，为什么中国企业在海外很难成功经营的原因所在！
海外的企业，特别是在美国本土成功经营的企业，靠的是什么？即使是像微软那样的，有幸获得垄断利润的公司，也是通过某种非政府支持的因素来实现的。而在中国，又有几家公司，不是因为获得地方和中央政府的特殊支持，和由于这种支持而获得的垄断权力，来获得垄断经营地位的？！
我认识一些在国内做得不错的私营“企业家”，自己也曾经尝试过在国内有所发展。但是，最终我才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悟出了这样的道理：在中国，你想赚钱，你必须先付出人格和尊严。你必须乐意，为了经济上的成功，和政府部门的衙门们“合作”。否则，你基本上就是寸步难行。
当初，为了几天的签证延期，我在武汉还得为，在美国看来，不必要的一道小程序，而付出好几千元人民币的代价----明目张胆的索贿，而且，还是在有朋友关系的情况下！
在美国经营了企业十多年，也没有花过一次这样的冤枉钱。
在中国那种环境培养出来的企业家，会在一个基本上靠实力竞争的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取胜吗？我看，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关于美国企业家的经营能力，我在那本《拐点：世界金融巨头大败局》（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里有比较多的分析）
一句话，对于多数的中国企业来说，基本上没有在海外竞争环境下生存下来的能力！因为，这种环境，对于他们，太陌生，太不可思议！（看看我那篇“经商日记（1）：经营的逻辑与兰世立的“智慧””）
一个没有真正企业家的国度，靠什么在海外市场和人一争高下？
靠唱红歌不成？愚昧！
其五，中国和日本，可比吗？
中国人最喜欢比较，而最好比较的，就是自己的邻居日本了。
我觉得，数字很能说明问题，但是，数字却永远不能说明实质性的问题。特别是，在这种数字本身就有很大的不可比性时。
用数字比较，来说明日本当年怎么样，中国今后会和应该怎么样，我觉得，太自以为是。中国和美国对垒，相对于当年日本和美国的对垒，有不少的劣势，同时，也有不少的优势。最终，决定胜败的，还是中国人自己和中国政府自己。
正如当年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一样。中国人老是在责怪日本人的野蛮和不为自己野蛮行为的反省，但是，在为此愤愤不平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好好思考一下，当年为什么放着那么多曾经拥有的财富，不让自己的国民和国家先富强起来呢？
古人云：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
狐狸喜欢吃鸡，这种本性是改变不了的。
就日本人的生存环境和条件，期望占领中国国土，过好点日子，学学当年中国历史上一个个朝代更替，自己当主人来演绎一次，似乎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一旦日本国再次获得机会，我相信，他们还会再次做类似的尝试。
所以，如果中国人不自己强大，却老是梦想着，靠对方的理智和道德修养，靠他人的仁慈，来确保自己不受欺凌的地位，我看，是做不到的。
这就和猫一样，如果你幸运，主人喜爱你，你就能够过上好日子。否则，就是被人随意处置，甚至成为他人的盘中餐。
而且，国家的强大，最主要的，恐怕还不是军事上的强大，而是民心的凝聚力，是民众对政府和权威机构的信赖和支持。什么时候，中国政府能够做到这点？什么时候，中国的政治家和权贵们，不需要那么热情满怀地，如同过江之鲤，将自己的财富和子女转移到海外才会放心？什么时候，中国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们，能够在一个不需要每夜做噩梦的环境下，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那时候，中国才真正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度，才是真正的一流。
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这一天吗？我有点悲观！
中国专家：人民币大升值 美将成二流国家？
环球时报2011-10-12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唐淳风分析评论文章：美国国会议员们施压人民币升值，实际上是在危害美国的利益。这种做法损人却不利己，会使美国迅速变成二流国家。
尽快管99%的中国人都只想本本分分地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换口饭吃，不想通过炒作货币发什么洋财。中国政府也需要维护独立自主的权利，不想被人牵着鼻子走。但是，中国并不害怕人民币升值。人民币真要是全面升值，将会成为美国的巨大灾难。试想一下，人民币兑美元如果升到1︰1，中国近40万亿元人民币的GDP变成近40万亿美元时，是个什么局面？
1.中国的GDP总额将接近美国的3倍，占到全世界的一多半，一举取代美国GDP第一大国的地位；
2.人民币将取代美元成为国际贸易和外匯储备的主要货币。负债负债累累的美国货币将被世界各国所弃用；
3.作为最大的债权国货币，人民币受到全球追捧，货币供应总量大大超过国内需求。一举取代美国当年像「全球央行」一样的金融霸主地位；
4.升值了几倍的人民币将源源不断地流向海外，购置能用货币购置的一切资源和财富。中国的海外资产将迅速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一流；
5.全世界的生存吸引力和对中国投资的渴望，将迫使中国像日本一样，以零利率贷款扶持海外投资。成千上万今天还在为外国卖苦力的打工族，将带着银行贷款走向世界成为驱使外国人打工的老板。
6.一旦美国经济强国的霸主地位风光不再，羞辱和打击将会接踵而来。美国的帝国大厦和支柱产业，或将成为别人的囊中之物，甚至连国会大厦和白宫也难保不用来抵押还债。
当然，人民币的大幅升值对中国并非没有损害。首先，整个出口产业面临全面倒闭;其次，靠出口产业为生的上亿劳工面临失业，因而会产生严重的产业转型问题和各种社会问题。
但是，金融海啸带来的出口企业大量倒闭已经给了中国一次演练机会。中国不但成功转移了战场，保持了高增长，通过内需的拉动，中国还为世界各国开闢了市场。13亿人的需求就是巨大的市场，出口企业的倒闭并非是什么无法解决的事，中国劳工大多来自农村，他们不搞加工了，可以回去建设家乡。
至于出口加工业，凭藉着升值几倍的人民币，可以走出国门去，到世界任何一个受欢迎的地方东山再起。不但中国大陆腾出来的市场成不了美国的市场，而且美国现有的市场也会经不起成本优势的竞争，成为中国海外企业的天下。企图损人以利己的作法，只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985年美国曾经压迫日元升值，以为日本经济从此就被整垮了。事实恰恰相反。与日元升值前的1984年相比，2004年日本的GDP由1.18万亿美元增加到4.79亿美元，增长4倍。海外总资产增长近20倍。如果再按日本模式来压迫中国的人民币升值，欧美除了迅速变成二流国家，可能没有其他结果。
悲哀：中国的一流化之路
最近，关于人民币是不是被低估，人民币是不是该快速大升值，讨论的热火朝天。普通人聊聊，胡言乱语，发发怨气，似乎也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如果是对于国家政策有影响力，对于民众思维有导向标作用的专家和学者，在那里胡言乱语，可就不是国家的什么福分了。
下面附录的一篇文章，估计有很强的代表性，代表着国内大家、学者的思考逻辑和自以为是，如果中国的政府部门，真的按照这种思考逻辑来做经济和政治决策，我看，中国的再次败落，也将是为时不远的了。
我们来看看，该文章的核心要点到底意味着什么。
其一，如果人民币大升值，中国人在美国佬那里的存款，就会更有价值！
我的答案：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如果人民币的大升值是在一夜之间完成，并且，中国政府有控制国内人民的那种“权威”来控制美国人民的行动，那么，这个结论是对的。
可惜，这些如果，几乎都不成立！
人民币不可能是在一夜之间升值这么快。如果是，中国的经济就会立马崩溃，人民就此会闹革命。那样一来，一个连政权都没有能力保证稳定的国家，又谈何一流化？！
如果不是在一夜之间升值，那么，升值过程中获得最大利益的，很可能就不是被捆住手脚的中国民众，而是美国为主流的投机资本和他们的老板们。最终，得益最大的，还是美国佬。不同的，只是装钱的袋子有不同的颜色而已，都是属于美国佬的。
再者，中国人可能忘了，在世界市场上，谁谁拥有印钞机来着？
中国政府可以用印钞机来对付自己的国民，让自己致富，那么，美国政府就不能够吗？美国佬就这么弱智吗？中国政府对付的，是生活在井底的中国民众，而美国政府对付的，不仅有呆在井底的，还有可以爬到井上的。
如果还是不懂这个道理，就去读读，我当年鹦鹉学舌，写的那本著作：《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民众是有预期能力的，而且，这种预期还是理性的。这种理性的预期，既可以改变民众的行为，也可以最终改变政策的实际效果。而这种效果，又很可能与政策主导者的所想和所求，非常的不同！
其二，人民币大升值，就会被世界人民热捧吗？
诸位可能生活在红色下面时间久了，犯了色盲症！就此忘记或者不明白，经济的最终是政治，政治的最终是经济。
但是，在这个相互纠结的关系之中，谁决定长远？谁决定短期？
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更看重的是短期还是长期？
对于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又真的有几个国家的政府，敢长期相信他？
我一直觉得，美国最害怕的，实际上并不是中国的暂时富有。因为，在集权政体下的暂时富有，是无法长期持续的。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政体民主化的害怕，甚至超过了中国政府内部某些人，发自内心深处的害怕！
民主政体和集权的最大区别，是政治稳定性和人们对于政府的长期可信性！如果是在个人层面，就是一个人的道德、诚实和可信度上的差别。国家如个人，我一直这么相信！
其三，中国人的富有，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
如果说，一个国家的富有，主要是通过数字的暂时膨胀来实现的话，那么，在泡沫破裂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则可能是他人更为关心和在意的。
国家如家庭，国家的统治者和主导者，也是普通的经济人！我坚信布坎南的这种理念。也是我当初对“公共选择理论”那么热心的真实原因。虽然张五常先生在对我的那本《公共选择理论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小册子评价时说过：一本半天就可以读完，其后，就是让你对民主政治彻底失望的书。
回到正题：中国的富有，是不是表现在房价的大幅上涨？是不是表现在通过地方政府的大量借款（银行贷款和土地财政的款项），“拉动”的地方经济“成长”？是不是建立在银行的大量放贷上？是不是建立在物价的飞涨上？
那么，一旦这些膨胀消失了，回到正常和原点，结果会是什么？再者，这些地方政府和银行“拉动”的经济成长，是不是就是没有实质性效率的金钱大“挥霍”？是不是就是没有经过核算的纸面账户？
如果深入具体的计算一下，最终，你真的能够发现是有利润----价值增值----的折腾吗？如果不是，如果只是暂时的表面文章----政绩工程，如果为此而付出的是大量的财富浪费甚至是摧毁，那么，中国的经济实力，又能从哪里表现出来呢？
难道是靠唱红歌？读马列？
国家如企业！企业投资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利润回报。如果大量的“基础”建设投资，最终的回报连折旧都赚不回来，这样的企业，结果除了破产之外，还能有其他的更好出路吗？中国以国营企业为主，这些企业胡乱折腾之后，就是国家买单，快活的全部烂账一笔购销。那么，这种大方背后，真正的买单人又到底是谁呢？这种长期的被迫买单和浪费行为，最终又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就是一个国家的败落，而非富强？！
其四，中国的企业，在金融危机之后，真的学会了调整经营策略吗？！
对于中国企业的经营风格和“成功”秘密，我琢磨了很久，最终能够感觉到的，似乎也只有一个模式：打通关节，获得垄断地位，借此获得垄断利润！
这种理解，让我最终明白了，为什么中国企业在海外很难成功经营的原因所在！
海外的企业，特别是在美国本土成功经营的企业，靠的是什么？即使是像微软那样的，有幸获得垄断利润的公司，也是通过某种非政府支持的因素来实现的。而在中国，又有几家公司，不是因为获得地方和中央政府的特殊支持，和由于这种支持而获得的垄断权力，来获得垄断经营地位的？！
我认识一些在国内做得不错的私营“企业家”，自己也曾经尝试过在国内有所发展。但是，最终我才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悟出了这样的道理：在中国，你想赚钱，你必须先付出人格和尊严。你必须乐意，为了经济上的成功，和政府部门的衙门们“合作”。否则，你基本上就是寸步难行。
当初，为了几天的签证延期，我在武汉还得为，在美国看来，不必要的一道小程序，而付出好几千元人民币的代价----明目张胆的索贿，而且，还是在有朋友关系的情况下！
在美国经营了企业十多年，也没有花过一次这样的冤枉钱。
在中国那种环境培养出来的企业家，会在一个基本上靠实力竞争的市场经济大环境下取胜吗？我看，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关于美国企业家的经营能力，我在那本《拐点：世界金融巨头大败局》（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里有比较多的分析）
一句话，对于多数的中国企业来说，基本上没有在海外竞争环境下生存下来的能力！因为，这种环境，对于他们，太陌生，太不可思议！（看看我那篇“经商日记（1）：经营的逻辑与兰世立的“智慧””）
一个没有真正企业家的国度，靠什么在海外市场和人一争高下？
靠唱红歌不成？愚昧！
其五，中国和日本，可比吗？
中国人最喜欢比较，而最好比较的，就是自己的邻居日本了。
我觉得，数字很能说明问题，但是，数字却永远不能说明实质性的问题。特别是，在这种数字本身就有很大的不可比性时。
用数字比较，来说明日本当年怎么样，中国今后会和应该怎么样，我觉得，太自以为是。中国和美国对垒，相对于当年日本和美国的对垒，有不少的劣势，同时，也有不少的优势。最终，决定胜败的，还是中国人自己和中国政府自己。
正如当年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一样。中国人老是在责怪日本人的野蛮和不为自己野蛮行为的反省，但是，在为此愤愤不平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好好思考一下，当年为什么放着那么多曾经拥有的财富，不让自己的国民和国家先富强起来呢？
古人云：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
狐狸喜欢吃鸡，这种本性是改变不了的。
就日本人的生存环境和条件，期望占领中国国土，过好点日子，学学当年中国历史上一个个朝代更替，自己当主人来演绎一次，似乎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一旦日本国再次获得机会，我相信，他们还会再次做类似的尝试。
所以，如果中国人不自己强大，却老是梦想着，靠对方的理智和道德修养，靠他人的仁慈，来确保自己不受欺凌的地位，我看，是做不到的。
这就和猫一样，如果你幸运，主人喜爱你，你就能够过上好日子。否则，就是被人随意处置，甚至成为他人的盘中餐。
而且，国家的强大，最主要的，恐怕还不是军事上的强大，而是民心的凝聚力，是民众对政府和权威机构的信赖和支持。什么时候，中国政府能够做到这点？什么时候，中国的政治家和权贵们，不需要那么热情满怀地，如同过江之鲤，将自己的财富和子女转移到海外才会放心？什么时候，中国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们，能够在一个不需要每夜做噩梦的环境下，提心吊胆地过日子？
那时候，中国才真正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度，才是真正的一流。
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这一天吗？我有点悲观！
中国专家：人民币大升值 美将成二流国家？
环球时报2011-10-12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唐淳风分析评论文章：美国国会议员们施压人民币升值，实际上是在危害美国的利益。这种做法损人却不利己，会使美国迅速变成二流国家。
尽快管99%的中国人都只想本本分分地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换口饭吃，不想通过炒作货币发什么洋财。中国政府也需要维护独立自主的权利，不想被人牵着鼻子走。但是，中国并不害怕人民币升值。人民币真要是全面升值，将会成为美国的巨大灾难。试想一下，人民币兑美元如果升到1︰1，中国近40万亿元人民币的GDP变成近40万亿美元时，是个什么局面？
1.中国的GDP总额将接近美国的3倍，占到全世界的一多半，一举取代美国GDP第一大国的地位；
2.人民币将取代美元成为国际贸易和外匯储备的主要货币。负债负债累累的美国货币将被世界各国所弃用；
3.作为最大的债权国货币，人民币受到全球追捧，货币供应总量大大超过国内需求。一举取代美国当年像「全球央行」一样的金融霸主地位；
4.升值了几倍的人民币将源源不断地流向海外，购置能用货币购置的一切资源和财富。中国的海外资产将迅速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一流；
5.全世界的生存吸引力和对中国投资的渴望，将迫使中国像日本一样，以零利率贷款扶持海外投资。成千上万今天还在为外国卖苦力的打工族，将带着银行贷款走向世界成为驱使外国人打工的老板。
6.一旦美国经济强国的霸主地位风光不再，羞辱和打击将会接踵而来。美国的帝国大厦和支柱产业，或将成为别人的囊中之物，甚至连国会大厦和白宫也难保不用来抵押还债。
当然，人民币的大幅升值对中国并非没有损害。首先，整个出口产业面临全面倒闭;其次，靠出口产业为生的上亿劳工面临失业，因而会产生严重的产业转型问题和各种社会问题。
但是，金融海啸带来的出口企业大量倒闭已经给了中国一次演练机会。中国不但成功转移了战场，保持了高增长，通过内需的拉动，中国还为世界各国开闢了市场。13亿人的需求就是巨大的市场，出口企业的倒闭并非是什么无法解决的事，中国劳工大多来自农村，他们不搞加工了，可以回去建设家乡。
至于出口加工业，凭藉着升值几倍的人民币，可以走出国门去，到世界任何一个受欢迎的地方东山再起。不但中国大陆腾出来的市场成不了美国的市场，而且美国现有的市场也会经不起成本优势的竞争，成为中国海外企业的天下。企图损人以利己的作法，只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985年美国曾经压迫日元升值，以为日本经济从此就被整垮了。事实恰恰相反。与日元升值前的1984年相比，2004年日本的GDP由1.18万亿美元增加到4.79亿美元，增长4倍。海外总资产增长近20倍。如果再按日本模式来压迫中国的人民币升值，欧美除了迅速变成二流国家，可能没有其他结果。
中国公共世界的四大坏死征兆：反思“中国模式”
信源：大旗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也面临空前的危机。我们的经济发展迅速，GDP连续几十年以百分之十左右的速度增长，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家每天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到处是新大楼、新马路、新街道，物质繁荣，商品琳琅满目。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了。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陷入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危机，我们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巨大破坏，大片耕地不见了，大量的河流和池塘消失了，空气中充斥着有毒气体，土地也被大面积污染。我们的政治生态也出现了严重问题，权贵资本主义，权钱交易，贪污腐败，践踏人权，群体性事件频发；我们的道德文化也陷入了空前危机，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作为绝对强势的生活态度几乎控制了所有人的精神生活，政治参与热情锐减。几乎人人都对现实不满，都知道制度的缺陷，都在骂贪官污吏、权钱交易、社会不公、两极分化……但是没有人试图改善这个制度，而是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利用制度的缺憾、巴结政府官员，抓住制度的弊端为自己谋私利。
总之，我们的经济奇迹建立在巨大的危机之上，这种危机我把它归结为三个坏死：自然的坏死，道德的坏死，制度的坏死。这三者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在坏死。“世界”包含自然，首先是地球，但又不只是自然和地球。或者说，它不是自然意义上的地球，它是自然与人工制品----包括文化和制度----联系在一起、融合在一起、交织在一起、彼此依存的人类生存环境，“世界”的三个基本维度分别是自然、文化和制度。珍爱这个世界是我们人类得以存活的基本条件，毁坏这个世界则意味着自杀。
我的“盛世”危言是：这个世界正在坏死，人类在杀死地球和自然的同时正在自杀。当今世界的四大坏死：
1、自然的坏死。我们的发展模式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我们是地球的儿子，但是我们的大地母亲因为我们的贪得无厌、我们的疯狂榨取而不堪重负、伤痕累累、奄奄一息。我们都知道，地球资源十分有限，随着人口的一再增长和现代化的步步推进，资源紧张状况一直在进一步加剧，大地母亲已经不堪重负。但是我们，地球的不孝之子，却依然在疯狂开掘。长此以往，人类将很快由资源危机陷入资源枯竭，面临灭顶之灾。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不断见诸媒体的事实，自然环境的破坏造成的后果我们每个人都有切身体会：空气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极端天气频发，每年不是旱灾就是洪涝灾害。臭氧层的破坏造成了气球气温上升，北极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有人预言世界上有十个城市要消失，包括威尼斯。为了赚取所谓的外汇，我们大量砍伐森林，制作成一次性的方便筷和集装箱；为了谋求所谓的政绩，在高楼林立的地方，耕地大片大片丧失；在家庭工业、乡镇企业飞速发展的地方，空气中充满了各种有毒气体。……
2、人权在坏死
我们的发展模式付出了高昂的人权代价。中国的发展模式由于没有一个法制的环境，不能保障工人和农民的人权，因此，为了谋求发展而践踏人权的事件时有发生。在和西方国家的竞争中，我们因为漠视或者蔑视员工的人权而大大地节约了劳动力成本，黑砖窑，童工，频繁的矿难。我们的工资是提高了，但是我们的身体垮掉了，我们是收入很多部分是来自我们的超时加班。
有这样一份富士康员工的工资单：“时间：2009年11月。底薪900元；正常工作21.75天，平均加班60.50小时，报酬469元；周六日加班75小时，报酬776元。工资总额2149.50元”。这名员工当月收入的60%靠超时加工挣得，总计136小时的加班，比劳动法规定的最高加班时间多出100个小时”。
这是一条以外向型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的“世界工厂”的发展之路，由于跨国公司控制着产业链条的关键环节，打工者能赚取的就只是人力成本差，加上没有民主法制的保护，于是导致了用员工超时、超量、超强度的加班劳动，追求利润的发展模式，这样的“低人权”的发展，正是典型的“中国发展模式”。有些地方的黑工厂还严格规定了员工的上厕所次数和时间。这些年，包括2010年，总有些学者在那里高谈“中国模式”，用经济高速发展的辉煌数字来掩盖背后低人权的血腥。富士康大跳楼事件，正是一个警醒，一个当头棒喝。
3、我们的制度在坏死
作为人工制品的制度，也是我们居住的“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不仅生活在地球上，也生活在制度中。制约人类行为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制度，因此，地球的坏死、人权的坏死等等，实际上都缘于制度的坏死。制度坏死的标志一方面是我们的制度缺少对权力的制衡，造成了诸多制度性的腐败，制度性的社会不公，造成了权贵资本主义，权贵市场经济，是众所周知的制度缺憾及其导致的种种现象（比如贪官越抓越多，权钱交易越来越猖獗，不受限制的权力导致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等等）。我们中国面临的很多问题，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等，都不是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的结果，而是权贵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的结果。权贵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原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及其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度结合，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后社会主义”“后极权”“后革命”。
制度坏死的另一方面是人们对正在坏死的制度所持的犬儒态度：不是改善、疗救它，而是争先恐后地利用它的漏洞、它的缺憾来中饱私囊，满足自己的贪欲，从而加速它的坏死。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不良制度的牺牲品，但是却很少意识到自己的投机和犬儒态度极大地维持和强化了坏制度的生命力。一个失去了合法性的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大家的犬儒主义生活态度而活着的，这将使自己的子孙继续成为坏死的制度的牺牲品。崔永元微博写到：“我们恨贪官，又拚命报考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又削减脑袋往高薪单位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找关系。总之，我们愤怒，不是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
4、我们的道德和文化正在坏死
我们的大众文化在歌颂赤裸裸的暴力，在热衷于教导人们如何玩弄阴谋和权术；我们的学术明星有些在鼓吹“阿Q精神”（要适应不合理的现实而不是力图改变它），有些在带领辛辛学子诵经下跪，公然否定“五四”启蒙精神。我们的人际关系空前恶化，信任危机空前严重。但是，文化与道德坏死的最显著标志还不只是这些，而是眼看着自己的生存世界一天天坏死，大多数人不是努力去疗救它、修复它，而是积极地、甚至迫不及待地参与到对它的毁坏之中，生怕晚了一步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这种犬儒主义、虚无主义和得过且过的态度，比世界的坏死更加可怕。
我们很多人不是不明是非而犯错，而是明知其错而有意为之。最近有消息称：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反反抄袭软件，是专门为了现在大学使用的反抄袭软件的。为了打击论文抄袭，现在各个高校正在全面实施一种叫做“机审”的论文质量检测，也就是用一个专门审查论文是否存心抄袭的反抄袭软件来检测学生论文。该软件的真正名字为“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它通过数据库对比，来判定一篇论文是否有抄袭行为。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学校用反抄袭软件来检测学生论文是否抄袭，商家则退出了“反反抄袭软件”来进行对应。这个软件是专门原来对付“机审”的，其数据库比反抄袭软件更加全面，操作更加简易，短短十分钟，便能够检测出一篇论文中和数据库雷同的部分，用红字标出，并且给出修改建议。
此外，商家还为付费者提供修改论文的注意事项和修改办法，比如把文字改为图表，改动语法、句式等。该服务价格便宜，学生只要花一两百元，就能通过该软件逃过论文检测系统顺利过关。据报道，仅淘宝网上提供“论文检测”服务的商家就有1600多家。真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我相信任何一个大学生、研究生都不可能没有基本的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抄袭是不应该的甚至是可耻的。但他们仍然选择了抄袭，选择了非和恶，而不是是和善。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悲剧：不是因为不能分辨是非、对错、好坏而为非、犯错、作恶，而是在具备这种辨别能力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作恶和犯错，明知其错而犯之，明知其恶而作之，明知其非而为之。这种犬儒主义和投机活动的大面积泛滥，是对道德的巨大腐蚀。
我不相信性恶论。我相信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存在鼓励抄袭的土壤，鼓励作恶的环境，一个劣币追逐良币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如果遵纪守法，用自己的行动去实施合乎道德的行为，会发现自己和环境、和周围的人群、和体制格格不入，发现自己总是吃亏，总是被嘲笑被冷落，甚至发现自己简直活不下去；相反，做坏事、做不道德的事，则风险很低，甚至根本没有风险。不仅学术论文的写作是这样，其他领域也无不如此。本人坐出租车的一个深切体会就是：谁违规谁走得快，谁不违规谁就得没完没了地等着，被一辆接一辆的车子从前面插进去。今天中国社会最可怕的不是人们缺乏分辨是非好坏的能力，而是人们的生活环境让他很难遵纪守法，很难不做错事（更不要说做好事了，这点想想《离开雷锋的日子》就知道）。
在这样一个社会，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比坏。大家不是比着看谁比谁更好，有没有比我更好的，而是比着看谁比谁更坏，有没有比我更坏的。网上很多匿名帖子为学生论文抄袭辩护，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难道只是学生在抄袭吗？教授论文不也有大量抄袭的？为什么只拿学生说事？为人师表的老师还抄袭呢，学生怎么能不抄袭？再说了，我们这个社会各行各业不都在造假吗？食品，医疗器材，哪样不造假？为什么只是苛求学术界？在整个社会缺失诚信的情况下，要求学生或学术界谨守诚信，“出淤泥而不染”显然不现实。论文反反抄袭就是例证。
在这种比坏心理的基础上，不仅不会产生悔过、罪疚心理，相反还会产生冤屈和倒霉心理：与我一样坏或比我更坏的人不是大量存在而且逍遥法外、春风得意吗？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为什么只惩罚我一个人？我冤不冤啊？本人曾经写过一篇博文，讲赖昌星、赖昌图等罪犯在法庭上总是显得理直气壮，比法官、检察官还神气。我猜想原因之一是他们根本不觉得自己有罪，即使有罪也不是最大的罪。相反他们觉得自己冤，自己倒霉。
如果大家都这样比坏比下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道德只会越来越坏。良知根本不可能在比坏的过程中生长出来，只能在比坏的过程中坏死。要改变抄袭的现象，当然必须首先树立起诚信观念，培育诚信文化。这句话谁都能说，但做起来难。因为诚信文化离开了维护诚信的制度就成为一句空话。最好的社会是大家都有诚信，自觉地不作假；差一点的社会是有人想作假，但有完善的制度制约着他，让他不敢作假。要树立诚信观念，首先要建立维护诚信的制度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也面临空前的危机。我们的经济发展迅速，GDP连续几十年以百分之十左右的速度增长，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家每天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到处是新大楼、新马路、新街道，物质繁荣，商品琳琅满目。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了。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陷入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危机，我们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巨大破坏，大片耕地不见了，大量的河流和池塘消失了，空气中充斥着有毒气体，土地也被大面积污染。我们的政治生态也出现了严重问题，权贵资本主义，权钱交易，贪污腐败，践踏人权，群体性事件频发；我们的道德文化也陷入了空前危机，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作为绝对强势的生活态度几乎控制了所有人的精神生活，政治参与热情锐减。几乎人人都对现实不满，都知道制度的缺陷，都在骂贪官污吏、权钱交易、社会不公、两极分化……但是没有人试图改善这个制度，而是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利用制度的缺憾、巴结政府官员，抓住制度的弊端为自己谋私利。
总之，我们的经济奇迹建立在巨大的危机之上，这种危机我把它归结为三个坏死：自然的坏死，道德的坏死，制度的坏死。这三者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在坏死。“世界”包含自然，首先是地球，但又不只是自然和地球。或者说，它不是自然意义上的地球，它是自然与人工制品----包括文化和制度----联系在一起、融合在一起、交织在一起、彼此依存的人类生存环境，“世界”的三个基本维度分别是自然、文化和制度。珍爱这个世界是我们人类得以存活的基本条件，毁坏这个世界则意味着自杀。
我的“盛世”危言是：这个世界正在坏死，人类在杀死地球和自然的同时正在自杀。当今世界的四大坏死：
1、自然的坏死。我们的发展模式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我们是地球的儿子，但是我们的大地母亲因为我们的贪得无厌、我们的疯狂榨取而不堪重负、伤痕累累、奄奄一息。我们都知道，地球资源十分有限，随着人口的一再增长和现代化的步步推进，资源紧张状况一直在进一步加剧，大地母亲已经不堪重负。但是我们，地球的不孝之子，却依然在疯狂开掘。长此以往，人类将很快由资源危机陷入资源枯竭，面临灭顶之灾。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不断见诸媒体的事实，自然环境的破坏造成的后果我们每个人都有切身体会：空气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极端天气频发，每年不是旱灾就是洪涝灾害。臭氧层的破坏造成了气球气温上升，北极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有人预言世界上有十个城市要消失，包括威尼斯。为了赚取所谓的外汇，我们大量砍伐森林，制作成一次性的方便筷和集装箱；为了谋求所谓的政绩，在高楼林立的地方，耕地大片大片丧失；在家庭工业、乡镇企业飞速发展的地方，空气中充满了各种有毒气体。……
2、人权在坏死
我们的发展模式付出了高昂的人权代价。中国的发展模式由于没有一个法制的环境，不能保障工人和农民的人权，因此，为了谋求发展而践踏人权的事件时有发生。在和西方国家的竞争中，我们因为漠视或者蔑视员工的人权而大大地节约了劳动力成本，黑砖窑，童工，频繁的矿难。我们的工资是提高了，但是我们的身体垮掉了，我们是收入很多部分是来自我们的超时加班。
有这样一份富士康员工的工资单：“时间：2009年11月。底薪900元；正常工作21.75天，平均加班60.50小时，报酬469元；周六日加班75小时，报酬776元。工资总额2149.50元”。这名员工当月收入的60%靠超时加工挣得，总计136小时的加班，比劳动法规定的最高加班时间多出100个小时”。
这是一条以外向型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的“世界工厂”的发展之路，由于跨国公司控制着产业链条的关键环节，打工者能赚取的就只是人力成本差，加上没有民主法制的保护，于是导致了用员工超时、超量、超强度的加班劳动，追求利润的发展模式，这样的“低人权”的发展，正是典型的“中国发展模式”。有些地方的黑工厂还严格规定了员工的上厕所次数和时间。这些年，包括2010年，总有些学者在那里高谈“中国模式”，用经济高速发展的辉煌数字来掩盖背后低人权的血腥。富士康大跳楼事件，正是一个警醒，一个当头棒喝。
3、我们的制度在坏死
作为人工制品的制度，也是我们居住的“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不仅生活在地球上，也生活在制度中。制约人类行为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制度，因此，地球的坏死、人权的坏死等等，实际上都缘于制度的坏死。制度坏死的标志一方面是我们的制度缺少对权力的制衡，造成了诸多制度性的腐败，制度性的社会不公，造成了权贵资本主义，权贵市场经济，是众所周知的制度缺憾及其导致的种种现象（比如贪官越抓越多，权钱交易越来越猖獗，不受限制的权力导致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等等）。我们中国面临的很多问题，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等，都不是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的结果，而是权贵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的结果。权贵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原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及其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度结合，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后社会主义”“后极权”“后革命”。
制度坏死的另一方面是人们对正在坏死的制度所持的犬儒态度：不是改善、疗救它，而是争先恐后地利用它的漏洞、它的缺憾来中饱私囊，满足自己的贪欲，从而加速它的坏死。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不良制度的牺牲品，但是却很少意识到自己的投机和犬儒态度极大地维持和强化了坏制度的生命力。一个失去了合法性的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大家的犬儒主义生活态度而活着的，这将使自己的子孙继续成为坏死的制度的牺牲品。崔永元微博写到：“我们恨贪官，又拚命报考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又削减脑袋往高薪单位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找关系。总之，我们愤怒，不是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
4、我们的道德和文化正在坏死
我们的大众文化在歌颂赤裸裸的暴力，在热衷于教导人们如何玩弄阴谋和权术；我们的学术明星有些在鼓吹“阿Q精神”（要适应不合理的现实而不是力图改变它），有些在带领辛辛学子诵经下跪，公然否定“五四”启蒙精神。我们的人际关系空前恶化，信任危机空前严重。但是，文化与道德坏死的最显著标志还不只是这些，而是眼看着自己的生存世界一天天坏死，大多数人不是努力去疗救它、修复它，而是积极地、甚至迫不及待地参与到对它的毁坏之中，生怕晚了一步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这种犬儒主义、虚无主义和得过且过的态度，比世界的坏死更加可怕。
我们很多人不是不明是非而犯错，而是明知其错而有意为之。最近有消息称：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反反抄袭软件，是专门为了现在大学使用的反抄袭软件的。为了打击论文抄袭，现在各个高校正在全面实施一种叫做“机审”的论文质量检测，也就是用一个专门审查论文是否存心抄袭的反抄袭软件来检测学生论文。该软件的真正名字为“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它通过数据库对比，来判定一篇论文是否有抄袭行为。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学校用反抄袭软件来检测学生论文是否抄袭，商家则退出了“反反抄袭软件”来进行对应。这个软件是专门原来对付“机审”的，其数据库比反抄袭软件更加全面，操作更加简易，短短十分钟，便能够检测出一篇论文中和数据库雷同的部分，用红字标出，并且给出修改建议。
此外，商家还为付费者提供修改论文的注意事项和修改办法，比如把文字改为图表，改动语法、句式等。该服务价格便宜，学生只要花一两百元，就能通过该软件逃过论文检测系统顺利过关。据报道，仅淘宝网上提供“论文检测”服务的商家就有1600多家。真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我相信任何一个大学生、研究生都不可能没有基本的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抄袭是不应该的甚至是可耻的。但他们仍然选择了抄袭，选择了非和恶，而不是是和善。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悲剧：不是因为不能分辨是非、对错、好坏而为非、犯错、作恶，而是在具备这种辨别能力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作恶和犯错，明知其错而犯之，明知其恶而作之，明知其非而为之。这种犬儒主义和投机活动的大面积泛滥，是对道德的巨大腐蚀。
我不相信性恶论。我相信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存在鼓励抄袭的土壤，鼓励作恶的环境，一个劣币追逐良币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如果遵纪守法，用自己的行动去实施合乎道德的行为，会发现自己和环境、和周围的人群、和体制格格不入，发现自己总是吃亏，总是被嘲笑被冷落，甚至发现自己简直活不下去；相反，做坏事、做不道德的事，则风险很低，甚至根本没有风险。不仅学术论文的写作是这样，其他领域也无不如此。本人坐出租车的一个深切体会就是：谁违规谁走得快，谁不违规谁就得没完没了地等着，被一辆接一辆的车子从前面插进去。今天中国社会最可怕的不是人们缺乏分辨是非好坏的能力，而是人们的生活环境让他很难遵纪守法，很难不做错事（更不要说做好事了，这点想想《离开雷锋的日子》就知道）。
在这样一个社会，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比坏。大家不是比着看谁比谁更好，有没有比我更好的，而是比着看谁比谁更坏，有没有比我更坏的。网上很多匿名帖子为学生论文抄袭辩护，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难道只是学生在抄袭吗？教授论文不也有大量抄袭的？为什么只拿学生说事？为人师表的老师还抄袭呢，学生怎么能不抄袭？再说了，我们这个社会各行各业不都在造假吗？食品，医疗器材，哪样不造假？为什么只是苛求学术界？在整个社会缺失诚信的情况下，要求学生或学术界谨守诚信，“出淤泥而不染”显然不现实。论文反反抄袭就是例证。
在这种比坏心理的基础上，不仅不会产生悔过、罪疚心理，相反还会产生冤屈和倒霉心理：与我一样坏或比我更坏的人不是大量存在而且逍遥法外、春风得意吗？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为什么只惩罚我一个人？我冤不冤啊？本人曾经写过一篇博文，讲赖昌星、赖昌图等罪犯在法庭上总是显得理直气壮，比法官、检察官还神气。我猜想原因之一是他们根本不觉得自己有罪，即使有罪也不是最大的罪。相反他们觉得自己冤，自己倒霉。
如果大家都这样比坏比下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道德只会越来越坏。良知根本不可能在比坏的过程中生长出来，只能在比坏的过程中坏死。要改变抄袭的现象，当然必须首先树立起诚信观念，培育诚信文化。这句话谁都能说，但做起来难。因为诚信文化离开了维护诚信的制度就成为一句空话。最好的社会是大家都有诚信，自觉地不作假；差一点的社会是有人想作假，但有完善的制度制约着他，让他不敢作假。要树立诚信观念，首先要建立维护诚信的制度环境。
“天下”者，谁的天下？
信源：刘学伟博客
对赵汀阳先生天下观的若干商榷
赵汀阳先生天下观简介
赵汀阳先生是我极为欣赏的一位其实比我还年轻许多(1961年生人，比我整小10岁)的中国当下屈指可数的货真价实的哲学家。他现为社科院哲学所的研究员。
知命之年，著作已经等身。他的文章在《选举网》也有好些转载。不过好像没有引起轰动。我还诧异于他居然没有列入本网的《学人》行列。在本职的哲学之外，他以小汀为笔名，作为漫画家在中国知名。
他所创立的哲学概念中，以“天下观”最有影响。为了商榷，我当然要先对此做若干介绍。(退下一栏，以示这是对赵先生观点的概括。)
天下是中国古代对世界的称呼，它的规模大于国家。这个天下(蓝天之下的所有地方)的概念与当今的国际一词并不对价，而与世界一词大体等阶。
中国人自古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说法，天下的基本性质是“无外”，它要囊括整个世界。“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要以整个天下的利益为出发点的。
西方的文明没有天下这个概念。有的只是国际。至多是几个国家集团在国际上的利益冲突和折冲。处于本位的必然是国家，至多是一些渊源相同的国家组合起来的国家集团。
与中国人的“天下”的概念等阶的西方概念“世界”是没有秩序，没有制度，没有政府的。当今世界上至高无上的是那个最强大的国家集团的利益。天下或者世界的利益，不得不屈从于这个最强大国家集团的利益。或者说，世界的利益只有在符合这个最强大国家集团的利益时，才被慎重考虑(比如环保，比如能源枯竭)。
当今世界，必须建立一个以整个“天下”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新的“世界政治哲学”。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利益必须被超越。国际不应当只是争夺国家或国家集团利益的舞台，而应当是维护整个世界的共同利益的场所。
赵先生就这个题目写下了数十万言，还有很多的细节此处限于篇幅没有概括到。这些文章用任何搜寻工具键入“赵汀阳天下”都可以找到很多。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去看。我的概括当然是极为地简略。但相信本质意思并无曲解。
我当然极为地欣赏这些原则性的判断。但我觉得似乎还有好些可以补充或商榷之处。
我还要申明，这篇文章，不是写给赵汀阳先生一个人看的。因此还有许多赵先生不需要看的普及内容。否则我这篇文章的受众群就太小了。
一、中国人的“天下”为什么与西方人的“世界”不一样?
在赵先生的文章中，似乎从未解释：中国人眼里的“天下”为什么与西方人目中的“世界”不一样?这是我想补充赵先生理论的第一个地方。
首先我想申明一个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就是：人的世界观，其实必然受限于他所居住的世界与生活的时代。世界观不可能太过地超越或违逆于陈述世界观的人所居住的世界与时代。
我们应当看到的第一点是：中国的天下观是在一个基本可以说是没有外部环境影响的，独自生长的，农耕的世界中形成的。而且这个天下观在华夏农耕文明的暂时分裂割据的早期即先秦时代，就已经成型。
再发挥一下：先秦，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历史环境大致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无外”。华夏之外，四个方向华夏人都看不到文明存在。华夏是唯一的文明。第二就是华夏内部分裂为许多个国家。春秋时代 ，上面还有一个至少名义上共戴的周王。战国时代就是各自武力争雄了。但这些各自争雄的国家，都明白华夏诸国，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渊源，共同的文化，同属于一个共同的天下。而且这个天下一定会(重新)走向统一。就是孟子见梁惠王说的，“天下乌以定?”“定于一。”孔孟周游列国，苏张纵横天下，都是为了这个目标。那个时代，思想家政治家的境界先前超越宋、鲁、郑这样的小国，乃至后来齐、楚、秦这样的大国，以天下为己任，都是不足为奇的。这就像启蒙时代的欧洲思想家，其视野境界并不局限于欧洲某一国一样不足为奇。
自东晋鸠摩东来传教、大唐玄奘西行取经以后，中国人知道了离中国万里之外，有一个西天。(其实在中国的西南方。或称身毒、天竺，现代称印度。)西天给中国送来了佛教。但仅限于此。在经济和政治上，西天都可以说影响甚微。比如宋朝的范仲淹谈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时，他指称的天下，可能包括当时的辽国、西夏，但肯定不包括西天印度。再往后，到元朝，由于蒙古铁骑的兵锋所及，中国人当然知道在华夏疆土的正西面，越过戈壁沙漠，还有辽阔的土地，和众多的居民。元朝以后的中国人也谈天下(比如明朝的顾炎武谈“亡天下”)，但是这个天下，显然并不包括西天印度也不包括蒙古四大汗国征服的辽阔过中国数倍的西亚乃至东欧的土地和居民。
中国人当然也知道，在他们的天下的北部边缘的高原草地上，一直有着另一种不同的游牧生存方式。虽然数千年来，北方游牧族一直是华夏民族的心腹之患，但华夏人一直把他们视为一种附属的生存方式。是可以吸纳到华夏人所称的天下之内的。
这种自信一直到清朝的康乾盛世依然宛在。所以乾隆皇帝才有底气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以通有无。”并敢于把唯一的广州口岸关掉。不过这个做法，也表示，中国人的天下，并不包括西夷人所居的地盘。
但自1840年以来，这种自信很快地就在一连串的战争惨败之后荡然无存。这个时候，中国人再谈天下，那就真是顾炎武式的以华夏为界的“亡天下”了。中心思想只剩下，救亡图存。“天下无外”，那真是说不起的事情了。
华夏人的确认为，(当然是指古典时代，而非现代。)自己的生活方式最地道，可以普及到整个天下。在那个时代，没有希腊人，罗马人和他们工商业，天下是可以运转的。农耕文明是可以自给自足，“放之四海而皆行”的。这是一种食草的文明。没有肉食动物，食草动物是完全可以自我生存的。华夏人居住的地方就是他所称的天下的主体。这个天下之外有什么或者无什么，其实都无关紧要。所以中国人的天下观才可以“无外”，或者即使知道“有外”了也可以选择漠视(像乾隆那样)。
史载，康乾时代，西方人酷爱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却苦于找不到中国人需要的商品与之交换。只得载来满船墨西哥鹰洋与中国交易。他们痛心不已，才想出那丧尽天良的鸦片贸易的毒计。
华夏农耕文明强大到最后形成的国际关系就是众所周知的东亚朝贡体系。这个体系内部，自然没有平等。中国始终是上邦母国。但却没有上邦母国对朝贡国的长期的野蛮的经济掠夺，还经常为各属国间的外交甚或内政比如继承，提供和平的有时也是武力的仲裁。总之，毫无疑问，中华上邦对周边朝贡附属国家的态度，比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态度，好上一万倍。但是有一点却是类似，就是，没有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的国格平等。
而西方的城市手工业的生存方式，从古希腊开始，就是二元的，就是以对外部农耕世界的说得好听交换贸易，说得难听就是抢劫掠夺为基本的实质的内容的。他们的文明不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他们是一种食肉的文明，他们必须从食草(农耕)的文明取得(农业和矿产)资源和市场才能生存。
西方人自始就明白，他们的生存方式，并不能普世。因为绝无可能遍天下的人都居住城市，经营工商业。他们必须有比他们多得多的农耕人口为他们提供粮食、资源和市场…… 西方人也一直想主宰整个世界。但却从不打算，也不可能同化这个世界。
古希腊城邦文明是一个后起的文明。在小小的爱琴海对面，就有小亚细亚的先进农耕文明，有大大的波斯帝国。他们自然无从设想一个在他们之外，“无外”的天下。他们一直知道，外面的天下比他们拥有的宽广无限倍，居民也比希腊人多无数倍。他们所可骄傲的，就是他们的城邦文明的强盛与富足，他们有能力去四面征战，让无数的民族臣服于他们。但是他们不可能有一个“无外”的天下概念产生。他们从来把希腊人自己的利益与“野蛮人”的利益相区别。与外人相比，希腊人的利益自然至高无上。不过古希腊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大堆分立的城邦。他们有共同的文化语言宗教利益生存方式，但并不妨碍他们有无穷无尽的内部争斗(一如在今天)。在那个时代，“天下人”的共同利益，并不存在于希腊人的视野之中。
希腊那一块小地方，山脉纵横。不要说大河，连中河都没有一条。地理环境实在是相当地差。那里能发展出一个繁盛而独出心裁的文明，实在是一个奇迹。(参见《民主制度在古希腊的诞生真的是一个奇迹》。)
希腊和罗马两个西方的古代，为国际关系提供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范本。
一个是古希腊内部，城邦分立，两个邦联(雅典同盟和斯巴达同盟)，然后是古希腊城邦整体与外部农耕(他们称之为“蛮邦”)世界的复杂的战争与和平交替的关系。最后是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军事胜利带来的面向东方的希腊化和这个希腊化给希腊本土城邦带来的意外的严重有害的经济后果。
第二个范本是罗马的强大带来的两个世纪的内部的罗马和平，和对周边外围国家的绝对的不平等的，以征服和掠夺为主要内容的对外关系。
如果罗马帝国不崩溃，或如中国的帝国一样，能够一再复制重生，没有从此以后整个欧洲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分裂割据。地球上至今的外交格局很可能两样。就是如果地球上只有东方的中华朝贡体系和西方罗马帝国(或其假设的继承者)的内部统一的对外扩张体系。世界上恐怕不会有国与国之间平等一说。要有，也就是东方帝国与西方帝国之间的平等或不平等。视两者决斗的胜负或不分胜负而定。当然这是想象。如果罗马帝国即使崩溃但能一再复兴而一直发展到今天，中华帝国恐怕更不会是对手。但世界上恐怕也不会有民主一说了。因为现代西方的民主，正是利用中世纪以降欧洲没有统一的帝国强权，在一批独立或自治城市之中发展起来的。比如在东方，也曾有过许多繁荣的工商业城市。但它们都在帝国的强力管辖之下，根本不可能出现城市从帝国中独立出来的机会。相应地，市民也不可能发展出主权公民的意识。
这也很像西方从古希腊时代的城邦公民体系中发展起来的公民平等。没有古希腊城邦，世界上很可能也不会有公民平等一说。但是不可忘记，这个公民和公民之间的平等是以为数比自由公民多得多的奴隶被残酷奴役为代价的。比如在雅典，没有那数以十万计的奴隶的血汗，还有从外邦甚至希腊盟邦掠夺来的海量财富，根本不会有那数万富足而又有教养的雅典公民存在，也就不会有彪炳千古的雅典民主存世。
纵观整个西方政治史，无可争议，罗马共和国和帝国取得了最高的，永远没有再现的治理成就。这其中自然还是有制度的奥妙。先说共和国。罗马的共和国的民主程度比起希腊城邦可就差远了。首先，公民大会是按财产多寡分成六个等级的。每个等级的投票权一样，不管越是低的等级，公民的数量越多。而且，前面三个等级如果通过，就有了半数票。后面的三个等级根本就不给投票的机会。其次，公民大会主要任务是选举执政官。这个执政官，一年一任，而且是平权的两个。这一点，比今天西方的制度就更共和了。第三点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卸任的执政官全部进入元老院，而且元老终身任职。元老院在这个共和国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大权独揽。历史证明，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是民众、贵族和君主权力的一个上佳折中，而元老院则是罗马共和国成功的最大诀窍所在。以后的罗马帝国中，这个由卸任高官组成的元老院也一直存在，不过不再有决策权，而是拥有重大的被咨询权。这个帝国的头200年是整个西方史上最长的和平繁荣盛世，史称罗马和平。我还在揣度，(完全不保证成真的几率。)西方在现在的民主困境之后，会不会有一个新的民主更少的，但更繁荣稳定的新罗马时代?
东方的传统是中庸，在古代的西方与现代的西方之间的中庸。普遍的人权，的确不及今天的西方好，但比古代直到近代的大规模奴役奴隶的西方，则是好太多。比如中国人可能驯养专门的角斗士去与猛兽在巨大的公共场所决斗供自由公民取乐吗?
为什么欧洲文明不能像其它的文明那样“定于一”，即统一?为什么罗马的统一只能是昙花一现而至今不能二现?这是一个很深奥的课题。我只能大体地这样揣摩：一、从公元前十二世纪流传至今的《荷马史诗》中，我们就可以明确地体会出，欧洲人从根子上，骨子里就喜欢争斗，谁也不服谁的基因，来自万古。二、城市工商业的生存方式，在古代，十分方便以城邦的形式出现。(但我们有罗马共和国及帝国的反例，说明哪怕在古代，也是可以有工商业强盛的大帝国的。当然帝国中也必然包括足够的农业经济成分，否则这个帝国也不可能存在。)三、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欧洲有太长时间的分裂割据的小农经济，就是封建制。这可能与欧洲没有大河有关。也可能与他们爱争斗的传统有关。而其它的在大河流域中发展起来的农耕文明，一般都能在数百年的发展中就形成统一的基本格局。四、现代欧洲民族国家形成得那么晚(都不过数百年光景)，规模都那么小，实在让习惯了千年纪元和广土众民的中国人困惑。(有个笑话，在19世纪初叶，中国官方不相信欧洲有那么多的国家，认为他们胡编乱造了很多的国名，是为了到中国来骗取利益。)就文明的整合这个层面而言，他们还像还处于华夏文明的春秋战国时代。五、看看现在的第二罗马帝国—欧盟的整合进程，我实在都在怀疑，可能为时已晚。因为整合的成功都必须在该文明的繁盛期。而欧洲文明很可能已经开始下行。若真是那样，欧洲合众国，或欧洲联邦，就会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综上所述，我觉得，赵先生是夸大了中国古代“天下”观念的发生学和政治学的意义。中国的“天下”“无外”，只不过是中国人当时还看不到外面的世界而已。一旦看到，中国的天下也就有外了。一旦发现外面的天下比自己的天下还要强盛，那点“中央之国”的盲目自豪也就很快地冰消瓦解了。
而西方人没有一统的天下观，则是因为他们面临的世界从最开始直到今天，始终不是一元的。而居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不可能与客观的历史地理人文大环境相对立。
二、西方现代的国际体系是如何建立的?
简单地说，它是在中世纪以来欧洲一直四分五裂的政治和地理现实之上建立起来的。
自罗马帝国灭亡，欧洲有大约1000年的光景其实真的十分地落后。小小欧洲，分割为数百上千的各自互不统属的小邦国或公侯伯子男爵的封地。“我的陪臣的陪臣，不是我的陪臣”。这1000年欧洲始终征战不已。在进入近代以后，欧洲依然在其内部和外部不停地发动战争。直到1945年，欧洲人的战争隐才算基本发泄完毕。以后他们是相对以前爱和平得多了。但是在那以后世界各处发生的较大规模的局部战争，依然逃不掉欧洲人的主导和参与。
1500年来，重建罗马帝国式的统一，是欧洲人从来未能完成的梦想。因此，数十个邦国林立的地理和政治现实，就是欧洲人建立国际关系的不可改易的基础。
这个国际关系，其实就是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他们与欧洲以外的国家有的只是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关系。这是完全没有纳入欧洲国家互相之间的关系的序列的。就如同在古希腊时代。他们一直有两种对外关系。一是希腊人内部，各独立邦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二是，希腊邦国群作为一个整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当然还有第三种，就是母邦与子帮之间的关系。还有第四种，邦联的主宰城邦(雅典、斯巴达)和加盟城邦之间的不平等伙伴关系。
这个欧洲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是以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条约的签订为标志的。
在这种多国分立，合纵连横的格局下，拿破仑战争以后的欧洲，还被奥匈帝国的梅特涅首相发展出一种均势和平。(这两段历史太专业，这里就不细说了。有兴趣的读者请自己去查相关资料。)
这个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和均势和平的理论与实践，随着欧洲的强势发展，被传播到其它各大洲，在非殖民化完成的二战以后，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基调与准绳。
在这样的国际关系现实中，由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统治世界(或仅仅是欧洲)，可以甚至只是妄想统一世界(或仅仅是欧洲)(拿破仑和希特勒两度失败)，自然也就无从产生，天下一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类的观念。有这种念头的思想家找不到政治家比如强大的君主去实施他的观念，这种观念就成长不起来。
我陈述这些史实，表达的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精神力量，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可以有极大的能动作用。比如整个西方文明的基本特质，很可能就来源于荷马史诗。而东方的文明的发展，则被儒家文化划定了轨迹。而马列主义，则创造了整个国际共运，十几个共产国家，直至今天，尚有余绪。
在近现代的国际关系上，西方也有两段一国超强的史迹。一个是日不落三百年的大英帝国霸权。二个是美苏冷战结束(1990年)后至今，而后大概还会有20年的美国霸权。但这种超强，也远远媲美不了当年罗马帝国的横空出世和中华帝国在东方的千年不朽。
西方的强盛到了最后的阶段，已经统治了世界，其实也产生了一些世界主义。比如我们都看到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联、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二战后的联合国、联合国的《人权宣言》等一系列人权文件的产生。还有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人权理事会等世界机构，在普及世界文明上也做过的很多工作。如果这个世界真的能让西方一直像战后初期那样甚至更深入地统治下去，这个世界主义很可能还能继续发展。但自1971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西方人对这个世界的近乎随心所欲的统治就开始走下坡。他们被迫越来越多地只顾自己，直至近年已经显得自顾不暇。这时，那个世界主义或天下主义就实在没有多少发展的余地了。在这里我突然想起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立身格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一般而言，我的确认为，国国平等和人人平等一样，是一种多少有些矫情的理想主义观念。事实与之总是相隔过远。而太过当真又未必可行。比如在国内政治中，西方现在深陷的债务危机，不正是人民民主过度所致，而不是人民没有民主所致吗?就国际关系而言，问题又好像是民主得不够，西方大国加权太多。西方世界的内、外秩序都应当向中间靠，对内有效约束民众和资本，对外收敛霸道。中国也是这样，国内应当向人民和民营资本适量放权，在国际上则得适量争权。换句话说，我在国际和国内关系上，都主张一种有节制的民主，毋宁说，一种受到足够监督的威权。
三、将来的世界秩序会怎样?
我的推测与赵先生的有一些不一样。我的推测是动态的，是或然的。而不是像赵先生假设的静态的，应然的。
首先，由于有核武器和经济全球化在保卫世界和平，我认定，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能发生的。
但除此之外，很多的危机都可能发生。数十年内，世界完全不一定会走向更加的有序。其中最大的变数有两个，且都与中国有关。
第一个变数是中国的崛起会不会中途夭折。如果早早夭折，那就还会是一个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如果西方真的重新赢得对世界的全面主导权，战后初年的世界主义或赵先生说得天下主义的确可能重新生长起来。但我觉得这个机会真的不大。如果中国的崛起夭折得比较晚，那就会是一个两强共治的世界秩序。就是那个人们已经谈论了数年的G2或中美国。这种秩序稳定下来以后，全球治理的哲学则应当会有一些朝着赵先生主张方向的深刻演变。
第二个变数是假设中国能够完成崛起，最终成为世界唯一的超强。但这个过程足不足够和平?有没有各种形式的完全不一定以战争的形态表现的激烈冲突发生?换句话说，就是中国能不能真正的和平崛起。更清楚地说，就是崛起的东方和日渐衰落的西方之间，能否把那个对世界秩序的主导权的移交工作做得大体完美?
以我的估计，这个转移过程的主要阶段，无论结局是双强还是新的一个超强，都大体会持续30-50年。这中间要做的事情太多。比如，10-20年之后，中国就可能会支持日本韩国的完全独立，要求美国从两国撤军。理由当然现成而且冠冕堂皇：各国国权平等，再加上“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美国和中国一般强，凭什么你在我的家门口驻军?我也派一支舰队到加利福利亚外海常驻游曳你同意吗?又比如，世界各国储备的不会贬值的人民币越来越多。终于有一天，美元又闹大危机，中国觉得不能再帮美国扛，撒手抛美债，后果会如何?
一些人老说中国没有朋友。这其实也正常。中国的国势增长咄咄逼人，让人敬畏而不敢亲近。不过既然中国的崛起尚未完成，周边国家就还存在及时争取一些比如在南海礁岛上的利益的机会。再过二十年，中国超强大势已定，“西瓜偎大边”，自然会有许多朋友靠过来。比如现在日韩东盟与中国的贸易额就已经超过与美国的。二十年后，它们与美国的贸易额只怕仅会有与中国的零头。日韩还能与美国精诚结盟吗?东盟10国还可能向中国打美国牌吗?至于意识形态的区隔，二十年后的中国，民主也会比今天多得多吧?
在这个急剧的变动过程中，我觉得，有效的世界政府根本不可能确立。世界秩序只能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中建立。这种稳定的秩序如前所述可以有两种。或者是梅特涅主导式的均势和平。或者是一强主导的罗马式和平。就看中国的崛起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与美国相当还是比美国还高许多)缓下来。
在稳态没有出现之前，西方人的核心关注不是建立一个更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而是如何遏制或尽可能地推迟中国的崛起。下一阶段迫不得已求其次，就是如何组织尽可能有秩序的退却，并尽可能地在新的秩序下保全西方的利益。这时候，他们对公平公正可能就更感兴趣而不会仗势欺人。因为“势”并不在他们手中了。
如果我说，我同意西方的一个流行说法：西方当前的困境，归根结蒂是以中国为首席的新兴国家的强力竞争所导致。而他们自己的骄奢挥霍还是第二位的。你们该不会认为我在出卖什么机密吧?
而中国现阶段对国际秩序的核心关注自然是尽可能地保持和平崛起所必须的平和的国际环境。在不与西方发生过于激烈的冲突的前提下，努力捍卫中国的利益。必要时，自然不妨让步，当然又要力图交换相当的利益。
如果一切顺利如意，二三十年后，就会真正进入交接世界主导权的阶段。毛泽东说过不称霸，中国的现领导也说过很多类似的话。但这些诺言都不会真的有用。因为形势比人强。无论是有利的形势还是不利的形势。
只有在这个大局底定之后，才可能有新的稳定的国际秩序出现。比如赵先生说的“天下第一”就可能有用武之地了。要现在还在主导世界秩序的西方人在大权岌岌可危的时代把天下的利益放到首位，那未免也是太强人所难了吧?
中国古代留下一个王道的传统。传曰：“武王初伐纣，天下诸侯不期而会于孟津者，八百诸侯。”武王曰：“殷有三贤，尚不可伐。”还有史载：成汤“东征则西夷怨，南征则北狄怨，曰：奚后我?” 如果中国将来真有主导世界秩序的一天，至少我希望，能够秉持这个王道传统，做得比现在的美国更宽仁厚道。
新的秩序除了需要新的主导者之外，还需要一个新的大环境。这个大环境应当是一个发展得更均衡的世界。就如同当初在威斯特法利亚体系时代欧洲的匀质一样。现在我们能期待的是西方的停滞与新兴国家的急起直追到一定程度后，世界重新恢复的动态平衡。这个新的平衡并不是简单地对新兴国家有利。随着新兴国家工资水平的提高，它们的竞争力也会下降。实体工业也会至少一部分地重新回到西方国家的土地上。世界将会恢复更多的均衡。对此，双方都应做出努力。我也乐观其成。在这场新的竞争中，东方、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确处于主动的地位。从天下一体的角度出发，中国的确可以多做一些让步，但也应当从现有世界秩序的把持者手中，逐步争得各种应有的权益。比如通过向IFM更多注资，但交换在IFM中的更多的股权。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新的实力对比，必须得到承认。到了20-30年后，一个放大的韦斯特法利亚时代就可能重现，就可能出现一种更公正的世界秩序，以便于筹建更有权威的世界政府等等。
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之中，也迅速的改变了食草动物的秉性，开始要食肉。就是说需要依赖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大量的资源入口和出口市场。这么大一个国家，以外贸立国，又在发展中，贫富通吃，当然对世界产生威压。(请参见本人过往博文《中国的另样崛起》) 而这个威压如果太过，自然也不符合赵先生主张的天下观，也不利于中国的“韬光养晦”，继续和平崛起。中国真的应该注意适当收敛。
我知道自由派的诸君会对我的中国在数十年后可能主导世界秩序的预估嗤之以鼻。但我也会对一些人预估的中国崩溃论一笑置之。中国只要不崩溃，并能维持比一些人很不情愿看到的“或长期停滞，或缓慢衰退”的西方明显更高的增长率，加上它的固有的体积块头，那个先是参与，后是承头管理世界的大任，恐怕到头来是推也推不掉的。
我当然知道中国要在世界上全面领先，实在任重道远。但中国在GDP总量上赶上美国，铁板钉钉，就在数年之内。再多比如十年，就会赶上欧美的总和。假如现在的西方金融危机继续迁延不愈，或过几年又来一个新的，那中国赶超的时间表，岂不还得提前?有人说中国的问题比西方还多，哪里还可能再高速增长20年?我这里不想展开这方面的论述。总之我相信中国再有至少20年的高增长把握极大。至于其它的领域，比如军事。等中国的GDP远超美国，美国怎么可能长期保持远多于中国的军事开支?假以时日，美国的压倒性军事优势不丧失那才是奇迹呢!
中国还有一个至大的问题是它很可能不会沿着我支持的折中民主的路前行，其实际行经路径很可能太过斯巴达。这很遗憾。但是我断言，就算太过斯巴达，它也会发展上去。(历史上，在27年的大战之后，民主显然较少的斯巴达同盟曾经完胜民主最多的雅典同盟，这好像并非偶然。参见《未来大预测 — 一场和平的新伯罗奔尼撒战争正在露出端倪》。)总有一天，中国会找到得自己独创的，适合自己的政治发展之路。这条道路一定是中国现有制度与西方现在制度的某种精巧的折中与融合。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世界秩序/国际关系。如果我没有对中国的政局，也没有对西方的国内政局做许多评论，应当说得过去。西方的确民主比中国多得多，但为什么西方现在会处于如此尴尬甚至狼狈的守势呢?中国显然并没有主动出击，在国际交往中几乎都是在努力“藏拙”，被动防御。可为什么那么多人总要把中国拎出来“被责任”呢?(比如萨科齐语：“中国拥有全世界60%的外汇储备，它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负有重大义务。”)中国的确还没有习惯于积极参与环球治理。它还需要时间来学习做这件事。它也还需要时间去积累更多的资源来为环球治理做贡献。
这次欧债危机，围绕要不要向中国人求援，西方人的面子和里子，可有一番艰难的天人交战。暂时的结论是，“我们还可以保住面子，暂不正式求援，自然也不向中国人做他们要求的让步。” 我担心的是这个面子绷不了太久了。
我学历史出身，的确比较习惯于从较远的，较大的视角来看问题。我已经详细地陈述过《我为什么认为西方文明很可能已经开始全局下行》。我也详细地论证过《东亚与中国：一个文明的重新崛起》。朋友们十分关注的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在我看来，很多都会过去，基本都会解决，并不会改变中国最后将成功崛起的结局。我核心关注的就是这两个互相关联的大势：中国正在崛起—西方正在衰落。我们关注的好像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虽然各有其价值。不过这些都是我的一家之言。会不会成真，就要请时间老人来作证了。
除了“天下”这个主题，赵汀阳先生关于民心与民主的思考也对我触动很深。我们以后或有机会再来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赵先生虽然比我年轻，但学问显然比我高太多。我的这些商榷，实在有些类似于班门弄斧。还请海涵。
下一篇文章，我大概会讨论最近开始出现的西方发力遏阻中国的新态势，其中最显眼的是由美国主导的，有意识排除中国的TPP和美国与澳大利亚签军事同盟，驻军澳洲。
对赵汀阳先生天下观的若干商榷
赵汀阳先生天下观简介
赵汀阳先生是我极为欣赏的一位其实比我还年轻许多(1961年生人，比我整小10岁)的中国当下屈指可数的货真价实的哲学家。他现为社科院哲学所的研究员。
知命之年，著作已经等身。他的文章在《选举网》也有好些转载。不过好像没有引起轰动。我还诧异于他居然没有列入本网的《学人》行列。在本职的哲学之外，他以小汀为笔名，作为漫画家在中国知名。
他所创立的哲学概念中，以“天下观”最有影响。为了商榷，我当然要先对此做若干介绍。(退下一栏，以示这是对赵先生观点的概括。)
天下是中国古代对世界的称呼，它的规模大于国家。这个天下(蓝天之下的所有地方)的概念与当今的国际一词并不对价，而与世界一词大体等阶。
中国人自古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说法，天下的基本性质是“无外”，它要囊括整个世界。“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要以整个天下的利益为出发点的。
西方的文明没有天下这个概念。有的只是国际。至多是几个国家集团在国际上的利益冲突和折冲。处于本位的必然是国家，至多是一些渊源相同的国家组合起来的国家集团。
与中国人的“天下”的概念等阶的西方概念“世界”是没有秩序，没有制度，没有政府的。当今世界上至高无上的是那个最强大的国家集团的利益。天下或者世界的利益，不得不屈从于这个最强大国家集团的利益。或者说，世界的利益只有在符合这个最强大国家集团的利益时，才被慎重考虑(比如环保，比如能源枯竭)。
当今世界，必须建立一个以整个“天下”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新的“世界政治哲学”。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利益必须被超越。国际不应当只是争夺国家或国家集团利益的舞台，而应当是维护整个世界的共同利益的场所。
赵先生就这个题目写下了数十万言，还有很多的细节此处限于篇幅没有概括到。这些文章用任何搜寻工具键入“赵汀阳天下”都可以找到很多。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去看。我的概括当然是极为地简略。但相信本质意思并无曲解。
我当然极为地欣赏这些原则性的判断。但我觉得似乎还有好些可以补充或商榷之处。
我还要申明，这篇文章，不是写给赵汀阳先生一个人看的。因此还有许多赵先生不需要看的普及内容。否则我这篇文章的受众群就太小了。
一、中国人的“天下”为什么与西方人的“世界”不一样?
在赵先生的文章中，似乎从未解释：中国人眼里的“天下”为什么与西方人目中的“世界”不一样?这是我想补充赵先生理论的第一个地方。
首先我想申明一个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就是：人的世界观，其实必然受限于他所居住的世界与生活的时代。世界观不可能太过地超越或违逆于陈述世界观的人所居住的世界与时代。
我们应当看到的第一点是：中国的天下观是在一个基本可以说是没有外部环境影响的，独自生长的，农耕的世界中形成的。而且这个天下观在华夏农耕文明的暂时分裂割据的早期即先秦时代，就已经成型。
再发挥一下：先秦，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历史环境大致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无外”。华夏之外，四个方向华夏人都看不到文明存在。华夏是唯一的文明。第二就是华夏内部分裂为许多个国家。春秋时代 ，上面还有一个至少名义上共戴的周王。战国时代就是各自武力争雄了。但这些各自争雄的国家，都明白华夏诸国，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渊源，共同的文化，同属于一个共同的天下。而且这个天下一定会(重新)走向统一。就是孟子见梁惠王说的，“天下乌以定?”“定于一。”孔孟周游列国，苏张纵横天下，都是为了这个目标。那个时代，思想家政治家的境界先前超越宋、鲁、郑这样的小国，乃至后来齐、楚、秦这样的大国，以天下为己任，都是不足为奇的。这就像启蒙时代的欧洲思想家，其视野境界并不局限于欧洲某一国一样不足为奇。
自东晋鸠摩东来传教、大唐玄奘西行取经以后，中国人知道了离中国万里之外，有一个西天。(其实在中国的西南方。或称身毒、天竺，现代称印度。)西天给中国送来了佛教。但仅限于此。在经济和政治上，西天都可以说影响甚微。比如宋朝的范仲淹谈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时，他指称的天下，可能包括当时的辽国、西夏，但肯定不包括西天印度。再往后，到元朝，由于蒙古铁骑的兵锋所及，中国人当然知道在华夏疆土的正西面，越过戈壁沙漠，还有辽阔的土地，和众多的居民。元朝以后的中国人也谈天下(比如明朝的顾炎武谈“亡天下”)，但是这个天下，显然并不包括西天印度也不包括蒙古四大汗国征服的辽阔过中国数倍的西亚乃至东欧的土地和居民。
中国人当然也知道，在他们的天下的北部边缘的高原草地上，一直有着另一种不同的游牧生存方式。虽然数千年来，北方游牧族一直是华夏民族的心腹之患，但华夏人一直把他们视为一种附属的生存方式。是可以吸纳到华夏人所称的天下之内的。
这种自信一直到清朝的康乾盛世依然宛在。所以乾隆皇帝才有底气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以通有无。”并敢于把唯一的广州口岸关掉。不过这个做法，也表示，中国人的天下，并不包括西夷人所居的地盘。
但自1840年以来，这种自信很快地就在一连串的战争惨败之后荡然无存。这个时候，中国人再谈天下，那就真是顾炎武式的以华夏为界的“亡天下”了。中心思想只剩下，救亡图存。“天下无外”，那真是说不起的事情了。
华夏人的确认为，(当然是指古典时代，而非现代。)自己的生活方式最地道，可以普及到整个天下。在那个时代，没有希腊人，罗马人和他们工商业，天下是可以运转的。农耕文明是可以自给自足，“放之四海而皆行”的。这是一种食草的文明。没有肉食动物，食草动物是完全可以自我生存的。华夏人居住的地方就是他所称的天下的主体。这个天下之外有什么或者无什么，其实都无关紧要。所以中国人的天下观才可以“无外”，或者即使知道“有外”了也可以选择漠视(像乾隆那样)。
史载，康乾时代，西方人酷爱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却苦于找不到中国人需要的商品与之交换。只得载来满船墨西哥鹰洋与中国交易。他们痛心不已，才想出那丧尽天良的鸦片贸易的毒计。
华夏农耕文明强大到最后形成的国际关系就是众所周知的东亚朝贡体系。这个体系内部，自然没有平等。中国始终是上邦母国。但却没有上邦母国对朝贡国的长期的野蛮的经济掠夺，还经常为各属国间的外交甚或内政比如继承，提供和平的有时也是武力的仲裁。总之，毫无疑问，中华上邦对周边朝贡附属国家的态度，比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态度，好上一万倍。但是有一点却是类似，就是，没有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的国格平等。
而西方的城市手工业的生存方式，从古希腊开始，就是二元的，就是以对外部农耕世界的说得好听交换贸易，说得难听就是抢劫掠夺为基本的实质的内容的。他们的文明不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他们是一种食肉的文明，他们必须从食草(农耕)的文明取得(农业和矿产)资源和市场才能生存。
西方人自始就明白，他们的生存方式，并不能普世。因为绝无可能遍天下的人都居住城市，经营工商业。他们必须有比他们多得多的农耕人口为他们提供粮食、资源和市场…… 西方人也一直想主宰整个世界。但却从不打算，也不可能同化这个世界。
古希腊城邦文明是一个后起的文明。在小小的爱琴海对面，就有小亚细亚的先进农耕文明，有大大的波斯帝国。他们自然无从设想一个在他们之外，“无外”的天下。他们一直知道，外面的天下比他们拥有的宽广无限倍，居民也比希腊人多无数倍。他们所可骄傲的，就是他们的城邦文明的强盛与富足，他们有能力去四面征战，让无数的民族臣服于他们。但是他们不可能有一个“无外”的天下概念产生。他们从来把希腊人自己的利益与“野蛮人”的利益相区别。与外人相比，希腊人的利益自然至高无上。不过古希腊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大堆分立的城邦。他们有共同的文化语言宗教利益生存方式，但并不妨碍他们有无穷无尽的内部争斗(一如在今天)。在那个时代，“天下人”的共同利益，并不存在于希腊人的视野之中。
希腊那一块小地方，山脉纵横。不要说大河，连中河都没有一条。地理环境实在是相当地差。那里能发展出一个繁盛而独出心裁的文明，实在是一个奇迹。(参见《民主制度在古希腊的诞生真的是一个奇迹》。)
希腊和罗马两个西方的古代，为国际关系提供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范本。
一个是古希腊内部，城邦分立，两个邦联(雅典同盟和斯巴达同盟)，然后是古希腊城邦整体与外部农耕(他们称之为“蛮邦”)世界的复杂的战争与和平交替的关系。最后是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军事胜利带来的面向东方的希腊化和这个希腊化给希腊本土城邦带来的意外的严重有害的经济后果。
第二个范本是罗马的强大带来的两个世纪的内部的罗马和平，和对周边外围国家的绝对的不平等的，以征服和掠夺为主要内容的对外关系。
如果罗马帝国不崩溃，或如中国的帝国一样，能够一再复制重生，没有从此以后整个欧洲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分裂割据。地球上至今的外交格局很可能两样。就是如果地球上只有东方的中华朝贡体系和西方罗马帝国(或其假设的继承者)的内部统一的对外扩张体系。世界上恐怕不会有国与国之间平等一说。要有，也就是东方帝国与西方帝国之间的平等或不平等。视两者决斗的胜负或不分胜负而定。当然这是想象。如果罗马帝国即使崩溃但能一再复兴而一直发展到今天，中华帝国恐怕更不会是对手。但世界上恐怕也不会有民主一说了。因为现代西方的民主，正是利用中世纪以降欧洲没有统一的帝国强权，在一批独立或自治城市之中发展起来的。比如在东方，也曾有过许多繁荣的工商业城市。但它们都在帝国的强力管辖之下，根本不可能出现城市从帝国中独立出来的机会。相应地，市民也不可能发展出主权公民的意识。
这也很像西方从古希腊时代的城邦公民体系中发展起来的公民平等。没有古希腊城邦，世界上很可能也不会有公民平等一说。但是不可忘记，这个公民和公民之间的平等是以为数比自由公民多得多的奴隶被残酷奴役为代价的。比如在雅典，没有那数以十万计的奴隶的血汗，还有从外邦甚至希腊盟邦掠夺来的海量财富，根本不会有那数万富足而又有教养的雅典公民存在，也就不会有彪炳千古的雅典民主存世。
纵观整个西方政治史，无可争议，罗马共和国和帝国取得了最高的，永远没有再现的治理成就。这其中自然还是有制度的奥妙。先说共和国。罗马的共和国的民主程度比起希腊城邦可就差远了。首先，公民大会是按财产多寡分成六个等级的。每个等级的投票权一样，不管越是低的等级，公民的数量越多。而且，前面三个等级如果通过，就有了半数票。后面的三个等级根本就不给投票的机会。其次，公民大会主要任务是选举执政官。这个执政官，一年一任，而且是平权的两个。这一点，比今天西方的制度就更共和了。第三点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卸任的执政官全部进入元老院，而且元老终身任职。元老院在这个共和国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大权独揽。历史证明，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是民众、贵族和君主权力的一个上佳折中，而元老院则是罗马共和国成功的最大诀窍所在。以后的罗马帝国中，这个由卸任高官组成的元老院也一直存在，不过不再有决策权，而是拥有重大的被咨询权。这个帝国的头200年是整个西方史上最长的和平繁荣盛世，史称罗马和平。我还在揣度，(完全不保证成真的几率。)西方在现在的民主困境之后，会不会有一个新的民主更少的，但更繁荣稳定的新罗马时代?
东方的传统是中庸，在古代的西方与现代的西方之间的中庸。普遍的人权，的确不及今天的西方好，但比古代直到近代的大规模奴役奴隶的西方，则是好太多。比如中国人可能驯养专门的角斗士去与猛兽在巨大的公共场所决斗供自由公民取乐吗?
为什么欧洲文明不能像其它的文明那样“定于一”，即统一?为什么罗马的统一只能是昙花一现而至今不能二现?这是一个很深奥的课题。我只能大体地这样揣摩：一、从公元前十二世纪流传至今的《荷马史诗》中，我们就可以明确地体会出，欧洲人从根子上，骨子里就喜欢争斗，谁也不服谁的基因，来自万古。二、城市工商业的生存方式，在古代，十分方便以城邦的形式出现。(但我们有罗马共和国及帝国的反例，说明哪怕在古代，也是可以有工商业强盛的大帝国的。当然帝国中也必然包括足够的农业经济成分，否则这个帝国也不可能存在。)三、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欧洲有太长时间的分裂割据的小农经济，就是封建制。这可能与欧洲没有大河有关。也可能与他们爱争斗的传统有关。而其它的在大河流域中发展起来的农耕文明，一般都能在数百年的发展中就形成统一的基本格局。四、现代欧洲民族国家形成得那么晚(都不过数百年光景)，规模都那么小，实在让习惯了千年纪元和广土众民的中国人困惑。(有个笑话，在19世纪初叶，中国官方不相信欧洲有那么多的国家，认为他们胡编乱造了很多的国名，是为了到中国来骗取利益。)就文明的整合这个层面而言，他们还像还处于华夏文明的春秋战国时代。五、看看现在的第二罗马帝国—欧盟的整合进程，我实在都在怀疑，可能为时已晚。因为整合的成功都必须在该文明的繁盛期。而欧洲文明很可能已经开始下行。若真是那样，欧洲合众国，或欧洲联邦，就会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综上所述，我觉得，赵先生是夸大了中国古代“天下”观念的发生学和政治学的意义。中国的“天下”“无外”，只不过是中国人当时还看不到外面的世界而已。一旦看到，中国的天下也就有外了。一旦发现外面的天下比自己的天下还要强盛，那点“中央之国”的盲目自豪也就很快地冰消瓦解了。
而西方人没有一统的天下观，则是因为他们面临的世界从最开始直到今天，始终不是一元的。而居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不可能与客观的历史地理人文大环境相对立。
二、西方现代的国际体系是如何建立的?
简单地说，它是在中世纪以来欧洲一直四分五裂的政治和地理现实之上建立起来的。
自罗马帝国灭亡，欧洲有大约1000年的光景其实真的十分地落后。小小欧洲，分割为数百上千的各自互不统属的小邦国或公侯伯子男爵的封地。“我的陪臣的陪臣，不是我的陪臣”。这1000年欧洲始终征战不已。在进入近代以后，欧洲依然在其内部和外部不停地发动战争。直到1945年，欧洲人的战争隐才算基本发泄完毕。以后他们是相对以前爱和平得多了。但是在那以后世界各处发生的较大规模的局部战争，依然逃不掉欧洲人的主导和参与。
1500年来，重建罗马帝国式的统一，是欧洲人从来未能完成的梦想。因此，数十个邦国林立的地理和政治现实，就是欧洲人建立国际关系的不可改易的基础。
这个国际关系，其实就是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他们与欧洲以外的国家有的只是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关系。这是完全没有纳入欧洲国家互相之间的关系的序列的。就如同在古希腊时代。他们一直有两种对外关系。一是希腊人内部，各独立邦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二是，希腊邦国群作为一个整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当然还有第三种，就是母邦与子帮之间的关系。还有第四种，邦联的主宰城邦(雅典、斯巴达)和加盟城邦之间的不平等伙伴关系。
这个欧洲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是以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条约的签订为标志的。
在这种多国分立，合纵连横的格局下，拿破仑战争以后的欧洲，还被奥匈帝国的梅特涅首相发展出一种均势和平。(这两段历史太专业，这里就不细说了。有兴趣的读者请自己去查相关资料。)
这个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和均势和平的理论与实践，随着欧洲的强势发展，被传播到其它各大洲，在非殖民化完成的二战以后，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基调与准绳。
在这样的国际关系现实中，由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统治世界(或仅仅是欧洲)，可以甚至只是妄想统一世界(或仅仅是欧洲)(拿破仑和希特勒两度失败)，自然也就无从产生，天下一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类的观念。有这种念头的思想家找不到政治家比如强大的君主去实施他的观念，这种观念就成长不起来。
我陈述这些史实，表达的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精神力量，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可以有极大的能动作用。比如整个西方文明的基本特质，很可能就来源于荷马史诗。而东方的文明的发展，则被儒家文化划定了轨迹。而马列主义，则创造了整个国际共运，十几个共产国家，直至今天，尚有余绪。
在近现代的国际关系上，西方也有两段一国超强的史迹。一个是日不落三百年的大英帝国霸权。二个是美苏冷战结束(1990年)后至今，而后大概还会有20年的美国霸权。但这种超强，也远远媲美不了当年罗马帝国的横空出世和中华帝国在东方的千年不朽。
西方的强盛到了最后的阶段，已经统治了世界，其实也产生了一些世界主义。比如我们都看到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联、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二战后的联合国、联合国的《人权宣言》等一系列人权文件的产生。还有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人权理事会等世界机构，在普及世界文明上也做过的很多工作。如果这个世界真的能让西方一直像战后初期那样甚至更深入地统治下去，这个世界主义很可能还能继续发展。但自1971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西方人对这个世界的近乎随心所欲的统治就开始走下坡。他们被迫越来越多地只顾自己，直至近年已经显得自顾不暇。这时，那个世界主义或天下主义就实在没有多少发展的余地了。在这里我突然想起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立身格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一般而言，我的确认为，国国平等和人人平等一样，是一种多少有些矫情的理想主义观念。事实与之总是相隔过远。而太过当真又未必可行。比如在国内政治中，西方现在深陷的债务危机，不正是人民民主过度所致，而不是人民没有民主所致吗?就国际关系而言，问题又好像是民主得不够，西方大国加权太多。西方世界的内、外秩序都应当向中间靠，对内有效约束民众和资本，对外收敛霸道。中国也是这样，国内应当向人民和民营资本适量放权，在国际上则得适量争权。换句话说，我在国际和国内关系上，都主张一种有节制的民主，毋宁说，一种受到足够监督的威权。
三、将来的世界秩序会怎样?
我的推测与赵先生的有一些不一样。我的推测是动态的，是或然的。而不是像赵先生假设的静态的，应然的。
首先，由于有核武器和经济全球化在保卫世界和平，我认定，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能发生的。
但除此之外，很多的危机都可能发生。数十年内，世界完全不一定会走向更加的有序。其中最大的变数有两个，且都与中国有关。
第一个变数是中国的崛起会不会中途夭折。如果早早夭折，那就还会是一个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如果西方真的重新赢得对世界的全面主导权，战后初年的世界主义或赵先生说得天下主义的确可能重新生长起来。但我觉得这个机会真的不大。如果中国的崛起夭折得比较晚，那就会是一个两强共治的世界秩序。就是那个人们已经谈论了数年的G2或中美国。这种秩序稳定下来以后，全球治理的哲学则应当会有一些朝着赵先生主张方向的深刻演变。
第二个变数是假设中国能够完成崛起，最终成为世界唯一的超强。但这个过程足不足够和平?有没有各种形式的完全不一定以战争的形态表现的激烈冲突发生?换句话说，就是中国能不能真正的和平崛起。更清楚地说，就是崛起的东方和日渐衰落的西方之间，能否把那个对世界秩序的主导权的移交工作做得大体完美?
以我的估计，这个转移过程的主要阶段，无论结局是双强还是新的一个超强，都大体会持续30-50年。这中间要做的事情太多。比如，10-20年之后，中国就可能会支持日本韩国的完全独立，要求美国从两国撤军。理由当然现成而且冠冕堂皇：各国国权平等，再加上“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美国和中国一般强，凭什么你在我的家门口驻军?我也派一支舰队到加利福利亚外海常驻游曳你同意吗?又比如，世界各国储备的不会贬值的人民币越来越多。终于有一天，美元又闹大危机，中国觉得不能再帮美国扛，撒手抛美债，后果会如何?
一些人老说中国没有朋友。这其实也正常。中国的国势增长咄咄逼人，让人敬畏而不敢亲近。不过既然中国的崛起尚未完成，周边国家就还存在及时争取一些比如在南海礁岛上的利益的机会。再过二十年，中国超强大势已定，“西瓜偎大边”，自然会有许多朋友靠过来。比如现在日韩东盟与中国的贸易额就已经超过与美国的。二十年后，它们与美国的贸易额只怕仅会有与中国的零头。日韩还能与美国精诚结盟吗?东盟10国还可能向中国打美国牌吗?至于意识形态的区隔，二十年后的中国，民主也会比今天多得多吧?
在这个急剧的变动过程中，我觉得，有效的世界政府根本不可能确立。世界秩序只能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中建立。这种稳定的秩序如前所述可以有两种。或者是梅特涅主导式的均势和平。或者是一强主导的罗马式和平。就看中国的崛起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与美国相当还是比美国还高许多)缓下来。
在稳态没有出现之前，西方人的核心关注不是建立一个更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而是如何遏制或尽可能地推迟中国的崛起。下一阶段迫不得已求其次，就是如何组织尽可能有秩序的退却，并尽可能地在新的秩序下保全西方的利益。这时候，他们对公平公正可能就更感兴趣而不会仗势欺人。因为“势”并不在他们手中了。
如果我说，我同意西方的一个流行说法：西方当前的困境，归根结蒂是以中国为首席的新兴国家的强力竞争所导致。而他们自己的骄奢挥霍还是第二位的。你们该不会认为我在出卖什么机密吧?
而中国现阶段对国际秩序的核心关注自然是尽可能地保持和平崛起所必须的平和的国际环境。在不与西方发生过于激烈的冲突的前提下，努力捍卫中国的利益。必要时，自然不妨让步，当然又要力图交换相当的利益。
如果一切顺利如意，二三十年后，就会真正进入交接世界主导权的阶段。毛泽东说过不称霸，中国的现领导也说过很多类似的话。但这些诺言都不会真的有用。因为形势比人强。无论是有利的形势还是不利的形势。
只有在这个大局底定之后，才可能有新的稳定的国际秩序出现。比如赵先生说的“天下第一”就可能有用武之地了。要现在还在主导世界秩序的西方人在大权岌岌可危的时代把天下的利益放到首位，那未免也是太强人所难了吧?
中国古代留下一个王道的传统。传曰：“武王初伐纣，天下诸侯不期而会于孟津者，八百诸侯。”武王曰：“殷有三贤，尚不可伐。”还有史载：成汤“东征则西夷怨，南征则北狄怨，曰：奚后我?” 如果中国将来真有主导世界秩序的一天，至少我希望，能够秉持这个王道传统，做得比现在的美国更宽仁厚道。
新的秩序除了需要新的主导者之外，还需要一个新的大环境。这个大环境应当是一个发展得更均衡的世界。就如同当初在威斯特法利亚体系时代欧洲的匀质一样。现在我们能期待的是西方的停滞与新兴国家的急起直追到一定程度后，世界重新恢复的动态平衡。这个新的平衡并不是简单地对新兴国家有利。随着新兴国家工资水平的提高，它们的竞争力也会下降。实体工业也会至少一部分地重新回到西方国家的土地上。世界将会恢复更多的均衡。对此，双方都应做出努力。我也乐观其成。在这场新的竞争中，东方、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确处于主动的地位。从天下一体的角度出发，中国的确可以多做一些让步，但也应当从现有世界秩序的把持者手中，逐步争得各种应有的权益。比如通过向IFM更多注资，但交换在IFM中的更多的股权。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新的实力对比，必须得到承认。到了20-30年后，一个放大的韦斯特法利亚时代就可能重现，就可能出现一种更公正的世界秩序，以便于筹建更有权威的世界政府等等。
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之中，也迅速的改变了食草动物的秉性，开始要食肉。就是说需要依赖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大量的资源入口和出口市场。这么大一个国家，以外贸立国，又在发展中，贫富通吃，当然对世界产生威压。(请参见本人过往博文《中国的另样崛起》) 而这个威压如果太过，自然也不符合赵先生主张的天下观，也不利于中国的“韬光养晦”，继续和平崛起。中国真的应该注意适当收敛。
我知道自由派的诸君会对我的中国在数十年后可能主导世界秩序的预估嗤之以鼻。但我也会对一些人预估的中国崩溃论一笑置之。中国只要不崩溃，并能维持比一些人很不情愿看到的“或长期停滞，或缓慢衰退”的西方明显更高的增长率，加上它的固有的体积块头，那个先是参与，后是承头管理世界的大任，恐怕到头来是推也推不掉的。
我当然知道中国要在世界上全面领先，实在任重道远。但中国在GDP总量上赶上美国，铁板钉钉，就在数年之内。再多比如十年，就会赶上欧美的总和。假如现在的西方金融危机继续迁延不愈，或过几年又来一个新的，那中国赶超的时间表，岂不还得提前?有人说中国的问题比西方还多，哪里还可能再高速增长20年?我这里不想展开这方面的论述。总之我相信中国再有至少20年的高增长把握极大。至于其它的领域，比如军事。等中国的GDP远超美国，美国怎么可能长期保持远多于中国的军事开支?假以时日，美国的压倒性军事优势不丧失那才是奇迹呢!
中国还有一个至大的问题是它很可能不会沿着我支持的折中民主的路前行，其实际行经路径很可能太过斯巴达。这很遗憾。但是我断言，就算太过斯巴达，它也会发展上去。(历史上，在27年的大战之后，民主显然较少的斯巴达同盟曾经完胜民主最多的雅典同盟，这好像并非偶然。参见《未来大预测 — 一场和平的新伯罗奔尼撒战争正在露出端倪》。)总有一天，中国会找到得自己独创的，适合自己的政治发展之路。这条道路一定是中国现有制度与西方现在制度的某种精巧的折中与融合。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世界秩序/国际关系。如果我没有对中国的政局，也没有对西方的国内政局做许多评论，应当说得过去。西方的确民主比中国多得多，但为什么西方现在会处于如此尴尬甚至狼狈的守势呢?中国显然并没有主动出击，在国际交往中几乎都是在努力“藏拙”，被动防御。可为什么那么多人总要把中国拎出来“被责任”呢?(比如萨科齐语：“中国拥有全世界60%的外汇储备，它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负有重大义务。”)中国的确还没有习惯于积极参与环球治理。它还需要时间来学习做这件事。它也还需要时间去积累更多的资源来为环球治理做贡献。
这次欧债危机，围绕要不要向中国人求援，西方人的面子和里子，可有一番艰难的天人交战。暂时的结论是，“我们还可以保住面子，暂不正式求援，自然也不向中国人做他们要求的让步。” 我担心的是这个面子绷不了太久了。
我学历史出身，的确比较习惯于从较远的，较大的视角来看问题。我已经详细地陈述过《我为什么认为西方文明很可能已经开始全局下行》。我也详细地论证过《东亚与中国：一个文明的重新崛起》。朋友们十分关注的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在我看来，很多都会过去，基本都会解决，并不会改变中国最后将成功崛起的结局。我核心关注的就是这两个互相关联的大势：中国正在崛起—西方正在衰落。我们关注的好像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虽然各有其价值。不过这些都是我的一家之言。会不会成真，就要请时间老人来作证了。
除了“天下”这个主题，赵汀阳先生关于民心与民主的思考也对我触动很深。我们以后或有机会再来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赵先生虽然比我年轻，但学问显然比我高太多。我的这些商榷，实在有些类似于班门弄斧。还请海涵。
下一篇文章，我大概会讨论最近开始出现的西方发力遏阻中国的新态势，其中最显眼的是由美国主导的，有意识排除中国的TPP和美国与澳大利亚签军事同盟，驻军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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