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界、舆论界以及普通民众对韩寒的反应这么激烈，倒是说明了一个事实：韩寒不愧为新浪网博客头牌，不枉了他这么多年在公共领域积累的声名，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从这些批评中获得了很多的赞誉”。反过来也说明，大家对韩寒过于在乎了，套用某位老人说的话，把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于一两个人身上是不健康的。
换句话说，韩寒的言论也只代表了他自己的想法，他个人持何种观点，做任何改变，都是他自己的事，别人无权干涉。虽然可以批评，可以反对，但进行人身攻击和谩骂，就不对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拥有这个自由，就像我们大家都一直在呼吁当权者应该放开这方面的限制一样，当我们要求别人这么做的时候，自己却做不到，不是显得很虚伪吗？
另一方面，毋庸置疑，韩寒确实变了。这种变化， 并不是非此即彼，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变化，不是从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突然一个急转弯就成了“五毛”，但少数人认为韩寒只是在“抛砖引玉”，内里是希望借由自己的文章引发全国大讨论，无疑也有些一厢情愿。
如果说了韩寒到底起了什么变化，他究竟变成了什么样的人，我倒认为，他从一个公众堆砌 的神话上自愿跌落到尘世，从很多人自作多情幻想的偶像还原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俗物。与其说韩寒是个文化人----他自己似乎很乐于这么觉得，不如说，他就一个赛车的，一个码文字好歹码出了点名气的----客观来说，他的文字----仅仅从文字，无甚可观，与他的博客头牌身份、大“公知”身份有些不相匹配。
他显然让戴在他头上莫须有的帽子搞得有点烦了，乃至于这对他的现实生活带来了困扰----在我们这个国度，此种情形是常有的事，凡是所谓的“公众人物”恐怕都难免有此遭遇。对他更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是，他在刚刚过去的一年成了自己女儿的爹，而且他非常享受这种感觉，以至于愿意为尚在幼年的女儿付出一切，只要她好好活着，只要她高兴，他愿意做任何事讨好她。
于是，一个大义凛然的韩寒仿佛一夜间变成了说话吞吞吐吐、两不着边的韩寒，变得极其世故、圆滑，甚至让人感觉有点婆婆妈妈，儿女情长。
关于韩寒的变化，其实我们不必在意他的原因。他既然改变，自然有他的原因，也属于他的隐私，何况他有选择改变的权利，有选择他需要的东西的权利，作为一个现代公民，我们都应该理解这些东西，同时也要尊重他的选择。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他的观点也要抱着理解、认同或者不闻不问的态度。正如前文所说，很多人还非常善意地认为，他无任何改变，只不过改变了方法和策略：为了千千万万的人，宁可牺牲自己，得罪公众，也要变着法子让大家一起来讨论革命、民主、自由等敏感词儿......
这未免太高估了韩寒，也把韩寒说得太伟大了。
说白了，他就一赛车手，就一码字的文人，赶上了好年景，混了些好名声，据说也是中国最富有的文人之一，把他同中国的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必然联系起来，无此必要。----事实上，的确有很多人把它当作公共领域的“教父”，觉得凡是他说的，都是对的，凡是他说的，都是别有深意的，就连颇有思考力、判断力的人也有不少这么认为。如果真这样了，反而正应了他的话：公众就是好糊弄的SB。
也不能说他在最新发表的《我的2011》里说的都是错的，但他在文中总结自己过往的写作“都是有罪推论和变种八股----制度不好，政府腐败，悲剧发生，人民可怜。”无异于在拿自己做靶子，现身说法，把现今活跃在公共领域的那些“公知”们一竿子打倒了，可谓揭露得体无完肤，连烂了的皮肉都现在人眼前了。这又应了一句话：从堡垒内部的破坏比来自外部的破坏要严重得多，致命得多。
他在彻底自我批判、自我否定之后，还做了一件更要命的事，将公众对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的追求，等同于极端理想主义，认为这样和极端专制独裁毫无区别，无非是高举着不同的旗子罢了。他由此得出结论，既然极端理想主义和极端专制独裁一样坏，那么在写作时就要“一分为二”，既要批评权贵，也要批评民众，不能“讨好”任何一方，区别仅在于哪个在先哪个在后。
我不知道他凭什么就认为中国民众对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的向往和追求，就是极端理想主义，就因此认为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要“杀戮”民众。难道他觉得自己从前做的事都是极端的、偏激的吗？他没想过他所写的那些，都是基于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他所要求的，只是一个正常人所要求的基本东西而已吗？
韩寒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重复了自己在前一篇文章中所提的观点：要自由。向执政党要属于自己工作范畴的“自由”，“我会依照宪法，不停的要，躺着，坐着，站着，走着，写着，说着，我只有不停的要，要到你想逃。无推动，无变革。”他在前一篇文章中还呼吁，“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愿执政党阔步向前，可以名垂在不光由你们自己编写的历史上。”
韩寒连续几篇文章，想来不是即兴之作，而是经过精心炮制的，可谓用心良苦。从革命、民主说起，到自由终，先否定了“革命”，接着说中国搞民主不成熟，继而又说要坚持不懈地向执政党要自由。
如果要问我有什么感受，那么我可以说最大的感受是，一个“公知”死了，一个政客诞生了。韩寒想要做的就是结束一个“公知”的生涯，变成向执政集团讨价还价的“政客”，当然这需要的不是批判，而是妥协；不是义正词严，而是和颜悦色；不是直言不讳，而是圆滑世故。
老实说，现在的韩寒，真是世故得令人不寒而栗，从中也可以看到一个知识分子的脆弱和摇摆。从一无所有的知识人转变成锱铢累万的有钱人，从居无片瓦到儿女绕膝，韩寒不仅世故了，而且温柔了。他要把自己臭一顿后，从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变成一个“中立”的知识分子；从直言不讳指点时弊，变成首鼠两端粉墨江山；从民众的代言人、公共利益的鼓吹者，变成一个八面玲珑、两面讨好的知识掮客。
他或许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五毛”，甚至还留存自己的良知，但他已经从他原有的位置大踏步倒退了，退到离错误相差不超过五十米的地方。
真是一笔好买卖！
我不知道他会得到什么好处，但可以肯定，他将保有现今的一切地位、财富和事业，并预期一个更加美好和充盈的未来，不会再有来自方方面面的困扰，也会为他的女儿，或许还有儿子，铺就一条康庄大道，并使他自己在无须努力争取的情况下更加“自由”。这样一个“懂事”的人，“自由”有什么害处？
我不否认，政治就是妥协，政治需要妥协。但需要强调的是，妥协是双方的，双向的。前提是建立一套游戏规则，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所有的人，所有的利益相关方，能够有机会公平地参与竞争，通过妥协，实现利益最大化。如果一方拒绝建立这么一套规则和竞争环境，只顾着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那就不是妥协，而是专断。在此情况下，就无没有真正的政治。
我也认为，这个社会需要共识，需要所有人共同努力建立共识。但共识的前提，是承认分歧，承认不同意见的存在，承认大家都可以拥有不同意见。有了这样的基础，共识就取得了一半。有着不同想法的人，经过充分的讨论，乃至辩论，求同存异，取得一致意见。这个过程就是民主的呈现。
我并不主张社会意见分裂，导致革命的局面，而是希望改革现有的体制和机制，融合各方面意见，凝聚共识，推动国家社会发展和公众利益。但如果缺乏变革的意愿，冥顽不化，坚持己见，就无从在纷繁的社会意见里，形成共识。而这么做的人，就是专制。专制走在共识的反面，必然导致社会分裂，从长远眼光来看，就会带来革命的动荡性风险。
一言以蔽之，民主自由、公平正义，都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总有一天来到，而它们都是对普通民众有利的，是对当权者的约束，也是对民众权益的保护。为了这一天的适时来到，改革和革命都是手段。历史每前进一步，必然伴随着争夺和防守。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体现了争夺和防守之间的矛盾与挣扎。改革是利益双方妥协的产物，是良性的结果；革命是利益双方不能妥协的产物，是破坏性结果。如果不能达成妥协，导致良性的结果，就必然引发革命。
这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时间问题。时间问题还体现在，有没有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如果超过了时间的界限，比如在需要改革进行利益调整，凝聚社会共识的时候，没有做这样的事，长此以往，总有一天面对被动的结果。中东革命的各国都是当政者拒绝进行强有力的改革，只是修修补补，当这种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爆发为革命了。
而我国也面临类似的情形。公众对近些年来改革越来越缺乏后劲，主动作为不多，越来越显示出不适应，心里是有数的。面对这样的局面，公民何为，知识分子何为？我认为，这正是展示知识分子才能和技艺的舞台。如果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责任，以庸俗的世故观来看待和面对中国的现实，不愿意批判现实，提出建设性的意见，那就无法促进真正的美好的政治，公民权利和公平正义的社会也不会自动来到。
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在当权者和公民们之间架设起沟通的桥梁，通过其积极的批判和建言，建设积极健康的社会，促使当权者进行政治妥协，允许不同意见存在，建立社会共识，保障公民权利、尊严和利益的实现。
但推动建立社会共识，绝不是毫无立场，绝不是没有坚持，绝不是和气主义，而应该光明正大地站在作为弱势者的公民们一边，为之鼓与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