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容基的“真话”与温家宝的“温情”

中共前总理朱镕基于2011年4月23日在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的校庆前夕，回到了长期工作过的母校清华，在卸任8年以后罕见地以高调姿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尽管官方对这一消息的报导很简单，但是通过非正式的渠道，朱在对清华师生的讲话中对中国的现状颇有微辞。他向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图书馆赠送了当时还是试印版的《朱镕基讲话实录》，在对清华师生的讲话中，朱镕基评价自己的书是“只讲真话、没有套话”，还说“我送给你们我当国务院院领导12年的经验，我把我的经验送给你们。请你们看一看，我这十几年说的是胡话、真话、还是老实话，请你们鉴定。”
无独有偶，在朱镕基重回清华后大约半年，10月25日，中国现任总理温家宝也回到了母校南开中学。温家宝对师生们声情并茂地讲述了自己童年成长的经历，并充满温情地向中学生们讲述了自己的“穷人经济学”观点。他说：“一个政府、一个社会应该更多地关爱穷人，穷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在中国，不懂得穷人，不懂得农民和城市贫困阶层，也就不会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更不可能树立穷人的教育观”，还说：“政府是穷人最后的希望，民众的贫穷是政府最痛心的事。只有把这些道理真正弄懂，才算真正理解‘以人为本’的含义。”
朱镕基今年是自2001年辞去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后首度重回母校；而温家宝则更是阔别南开中学51年之久后再度故地重游。朱镕基对清华师生的这番话想必早已是骨梗在喉良久；而温家宝对南开学子的这番感言看来也是垒块于胸多时。有评论称，从朱镕基的讲话中不难解读出两点。第一、这位卸任的总理非常在乎历史对他的评价，很担心后生们不知道他当时是讲了“真话”的；第二、既然他一贯讲真话、实话，那么当前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应当是与他无关的，历史的责任不应由他来承担。从温家宝对穷人的温情脉脉也不难解读出两点：第一，温相很担心人们不知道他其实是很关心穷人心的，一直心系穷人，历史的评价不应误会他的心意。；第二、既然他其实一直是心系穷人的，那么当前中国社会最严峻的贫富分化问题并非出于他的本意，不该苛责于他。
朱镕基和国企改革
可是朱、温两位宰相可能都需要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历史的评价，主要看的是当事人的实际行为及其后果，而不是看其动机。朱镕基在任期间施政的一项主要内容是“国有企业改制”，今天回首这个“改制”的主要后果有两个。一是中小型的国有企业基本完成了私有化、而大型国企则长成了巨型垄断寡头，这是“抓大放小”方针的直接后果。第二是在“改制”过程中数千万国企职工失业，而原国企的厂长、经理们却中饱私囊，将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摇身一变成为了老板和企业家。分析人士认为，平心而论，低效的国有经济不能长久维持，错不在“改制”，但错在改制过程中多数人受损、而少数人受益；无辜者受损、而本应承担责任的人受益；原本一无所有者受损、而原来就享有特权的人受益。另有评论称，必须看到，很多人下岗后陷入生活困难。究其根源：一方面，职工下岗时，国家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补偿，社会保障制度的力度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建国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不仅造成国力积弱，也使人们体制化，无法及时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社会开放以后，下岗职工还要和农民工竞争工作机会，下岗工人的处境进一步恶化。
老子云：“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补有余”。有评论毫不留情地指出，朱相的国企“改制”忠实地履行了“人之道”。在东欧前共产国家的转型过程中，也进行了国企的改制，但与中国不同的是在这些国家，让员工持股、使员工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这样既可以激发广大职工“主人翁”的积极性，又能顾及公平原则，不至于激化矛盾，如此惠而不费的良策朱相为何不用？于是有人不无讽刺地责问：朱相既然一贯“讲真话”，这其中的缘由可否对中国人开示一二？

温家宝和经济改革
温家宝主政期间的主要政绩之一是房地产成为支柱产业。经过温相的一个多任期，中国全国大中城市房价普遍上涨了5－10倍。其结果也有两个，第一是大部份城市居民虽然收入有了一定的增长，但远不及房价的上涨幅度，成了有钱却买不起房的“另类穷人”。第二，为了攫取土地资源高价卖给开发商，各级地方政府大肆征地，从农民和城市平民手中低价夺取土地。以至于拆迁纠纷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最尖锐的矛盾之一，这个过程中制造了上千万失去土地和住宅的贫民。温相既然如此“关心穷人”，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其中缘由可否给中国人娓娓到来？
多有论者认为朱、温两相其实也是有心无力，被腐败的官僚集团所挟持，好心落不到实处、政令不出中南海。果真如此吗？分析称，从经济政策讲，以中国国企“改制”为例，东欧一些前共产国家是实现了员工持股，这其中的好处难道朱镕基看不到？人们忽略的一点是，实现员工持股的前提是，共产党在这些国家已经下台，而这一“改制”进程只能由民主的政府推进，而不可能靠党的官员自己推进，因为如此改制对官员们实在没有好处，他们也不可能有任何积极性。朱、温二位非常清楚一点，经济上改革的第一要务是，党和政府必须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而决不是受损者。要党和政府受益，就不能断了官员的财路，因为政策要他们去执行，他们必须有积极性。只有党和政府受益了、官员们开心了，朱、温在其他领域的措施在党内才有可能得到拥护支持、而他们主政的地位才能稳固。而这一点，则是两位宰相深藏于心，不便说、也不能说明的隐私。
除此之外，有网友质疑为何温家宝没有继承朱镕基的国企和经济改革方案？有分析人士答曰：朱镕基的改革出了一些乱子，胡温政府就停止了一些改革举措。本来最理想的改革是政治经济改革联动的模式，即先民主化，后私有化。这样的改革最为合理，能够照顾所有人的利益，使社会良性健康发展。但当时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势力强大，加之全国计划经济的板块太大，就实行了先私有化的政策，企图以此推动全国的各项改革。私有化的过程就是把国企卖给个人经营的过程，这一过程近乎空手套白狼：用企业资产做抵押，然后从银行贷款将低估的企业买下。企业的买家基本上是原来企业的党委书记、厂长等管理层，这导致了财富向权力的积聚，形成了权贵资本。现在，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政治体制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前一段改革遗留下来的问题，最大限度的实现社会公正。相反，如果不进行民主化改革，随着阶级分化的加剧，等待中国人的或许是一场悲剧。温家宝看到了这一点，他不断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督促民主化，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但最高层尚未在此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朱镕基和温家宝的言论
在经济领域之外，朱镕基以反腐败的果敢言论著称；温家宝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出位言论闻名。
但评论称，走出经济改革一步，二位也就只能停留在“言论”层面。朱镕基信誓旦旦要把99口棺材留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可是他离任之时，不见那99口棺材，只见一个未曾了结的“厦门远华案”。温家宝从2010年8月在深圳特区30周年前夕发表政改言论开始，到2011年4月出访马来西亚，他在各种会议、论坛、外交场合公开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就有11次之多。至于2011年4月以后他又发表了多次政改言论，但估计在此之后，根本没人有兴趣再去关注温总的这一抱负了。

有分析指出，朱、温作为共产党内的所谓开明派和改革派，天生地在党内就居于弱势地位。因为他们的改良是体制内改良，目地是要保共产党。所以只要是党内的顽固派们、政敌们祭出“亡党亡国”这道金牌，他们再好的措施也要放弃，就必须屈服。“改革”的目的是党的江山永固，你不能改到动摇党的根基。改革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可是这种变化到江山易色，这其间的临界点在哪里？这其实是相当微妙的，很多时候也不是人力可以控制的。所在在专制集团的内部改良过程中，保守派和顽固派总是居于较强的地位；而改革派处于弱势地位。改革派们一方面要应付体制外要求做根本性变革的呼声，捍卫现政权；另一方面又要面对体制内顽固派的攻击，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可谓是腹背受敌，两头被挤。在历史上，专制集团内的改革派人物如果不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全力支持，几乎是寸步难行。惜乎现在共产党体制内已没有能够力镇八方的强势人物，而改革派自己又势单力孤，其不能成事不亦宜乎？
有人说，朱镕基的“真话”倾诉、温家宝的“温情”表白，说到底都是无奈之举，希望在历史上撇清自己。可是作为在近二十年间主政中南海的两任宰相，他们不可能不对中国今天的现状负责。 面对当今的社会矛盾尖锐、贫富分化悬殊、经济泡沫行将破裂、民主人权倒退，纵然是句句真话、处处温情，于国于民也无用。
不过话又说回来，朱镕基与温家宝两届政府也为后来人留下了一些财富。两届政府各有千秋，比如朱镕基有加入WTO、精简中央政府、信贷改革、整顿吏治等等，胡温政府则提倡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等等。加入WTO意义重大，中国从此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环，参与世界经济分工和竞争，中国从中获得了大量技术和资本来发展壮大自己。当然，现在也有一些问题。比如固定汇率、强迫结汇制度。从人权方面看，一个人应该有权持有和赚取其他国家的货币，比如美元、英镑、欧元等等，国民也有权持有贵金属，比如黄金、白银等等。新西兰300万人口，它的外汇管理政策都是自由的。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以前把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定得很高，这使得国内质量技术水平低的企业仍能靠出口盈利，妨碍了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过程，不利于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同时，这也意味着中国国内制造企业升级生产设备要付出更多的美元，不利于制造企业技术改造。现在人民币汇率慢慢下来了，但怎样的人民币汇率是合理的，应该由市场说了算。至于中国到底应该朝着什么方向迈进，或许我们只能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摸着石头过河了。